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 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
A Thousand Plateaus · 千高原
Undated 未注日期
千高原——散记
Reflections · Pages
其实千高原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1.阶层化平面中,有物质-形式和内容-表达上的对立,这两个区分之间的区分非常暧昧,但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简化为前者是对后者的模糊化,因为说明层次的问题。也就是物质-形式的区分其实只是为了表明诸内容-表达阶层的可分性。2.形式(表达)就是码,解码达成的是将物质从底部解放出来,因此产生的就是诸区域,其意义无非就是形式与内容的互相定义,以及两者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运作;哪怕区域可以再次被赋码,也已经无法改变其已经获得彻底独立的事实。3.但是领域仍然是在“一”的管辖之下的,因为从柏拉图那里一直下来的传统,“一”就是对物质的界定,而物质的过剩无非表示了数的增加而已;领域不断在经历着解域,可是最大解域永远指涉了“一”,即“那使得领域得以可能之物”,也就是大地;而根据这种指涉关系的不同,是抵抗还是接受,可以建立起不同的系统,比如能指-所指系统(接受“一”但不彻底接受“无”作为“一”的奠基),客体-主体系统(接受“无”作为“一”),部族系统(不彻底接受“一”),游牧系统(不接受“一”)。4.但是大地反射着宇宙的光辉,因此总是碎片的、流动的;大地总是孕育着新的生命(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因此大地并不是一个先验理想,而恰恰是一个内在条件。5.因此我们到达了内在性平面,一个诸抽象机器协同运作着的机器场域;哪怕是阶层化平面也是由抽象机器生产出来的,一个在“自我生成的生成”中被生成出的生成的反面,一个“深度”的机器。
在3里,就是说明了一个解码的不彻底,因为尽管两个领域(表达和内容)分别获得了独立,但是彼此还是需要设定一个超出自己的中心来保证聚集的同一性。
两种抽象:一种是对具体的逃逸,一种是对具体的征服。抽象劳动来源于一种权力意志对剩余劳动的榨取,因为“要最多、最大”,因此将一切榨取成残渣,降至最低的对零的无限趋近,这才产生了平均化和标准化;因此,抽象劳动起源于剩余劳动,而非相反。在另一个方向上,以“最大”为目标的矢量同样展开了平均化,因为一切价值都是这个意志的所有物,一个需要被比较的单一的量,“最大”超出了边际效用的规定,所以想要的不再是“最后一个能满足我需求的事物”,而是“对任何事物上不封顶的囤积”。不仅仅量的有限无法满足“最大”的要求,种类的有限同样无法满足(安瑟尔谟所定义的上帝便是这个“最大”)。因为超出了需求,这些事物成为了单纯的堆积,而失去了其独特性:并非第一个,并非第二个,而是第x个;并非牲畜,并非粮食,而是x物。在这样的抽象下,一切有形的、有分别的都被降低至存在的最低限度,即储存花费(工资只是对劳动力的储存花费)。这样的抽象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抽象,一方面通过抽象抽出了一个“最高的一”,一方面又反过来将多出来的剩余,即存在的最低阈值,表述为抽象的hyle。
这与德勒兹和瓜塔里构想的那种抽象不同。他们的抽象是逃逸线,而非统治。“游牧数”与“数学数”的区别因此就在这里:数和语言一样,是不停指引向新的事物的道路。因此,数的抽象不是因为聚集了对一切可能的量的表征,而是可以不停接入新的聚集,比如允许了几何被接入代数和概率论被接入算学等。哪怕是数本身也有着其内在变化,一个集合与另一个集合的差异。再比如开普勒将诸圆锥曲线连接在一起就是通过一个阈值的比较;数将在阿波罗尼乌斯那里彼此独立的曲线给连接了起来。
换句话说,数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并不是独立的单位,而是一整个互相勾连的“数域”,或者“数的机器”
“数的机器”和柏拉图对数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数的机器”没有一个确定的单位;相反,数永远是可以不断变化的聚集
千高原的语言学说
语言并不起到一个表征作用,而是作为一种转变的行动。它作为一个实在的声音插入事物的运作中,以机器的样式传导力,直到一个事物的聚集在“一瞬间”转变为另一种聚集。这似乎与表征的差别不大,毕竟表征不也是意味着事物的转变,或者一个门槛,一种传导?真正的差别在于语言所作用的空间是什么样的。在一个阶层化的空间里,语言是上层的编码,事物是下层的场域。但在千高原里,语言获得了解码,成为了单纯的解域着的流。这里要先理解,结域是赋码的前置条件,因为赋码永远意味着一种固定;结域和解域的行动因此经常是发生在码之下的。但是当一切被平面化,当解码(也就是绝对的解域)发生了,剩下的就是纯粹的领域的运作(快与慢),而不再是静止与运动的二分。千高原的语言论就运作在这一个平面上。语言不是信息:语言是一次接驳、一次引渡,它并不表征某个东西,而是指引着一个方向。语言是指示牌。并且语言指示的甚至不是确定的方向,而恰恰是变化、不确定与“下一个”。这来自于语言得天独厚的“超线性”:语言是在时间中充分暴露给大全的超维事物,它的每一个部分都与大全发生着接触,因此它总可以找到逃逸的路线(荷马:“那有翼飞翔的话语”)。语言是一个阈值。语言的指引有多个模式,因为语言自己也是一个事物的聚集,它不仅指引着说话者进入新的场所,也指引着进入语言本身。语言的聚集因此形成了符号的政制:有些符号指向一个能指,有些符号指向一个主体,有些符号指向确定的身体,有些符号时刻破坏着任何指向。这样,语言的“本质”永远是语用,而非相反。
语用在语言里是多余,在它引起的转变“之间”也是多余。其多余指引了逃逸的方向。这与独裁政治或者官僚政治的多余类似,其多余一方面显示了稳定中心的向心力,一方面成为了通向新事物的可能性。
世界是混沌中奏响的副歌,一串简短的旋律,一次律动。律动不是节奏,因为律动是不可计量的变化,一次在陷入热寂的宇宙中能量不均衡的分布。动物并不是“运动的物”,而是“律动的物”。律动首先撑开了动物生存的境遇,将1的潜能从0中区分开。但动物的诸生存境遇仍然被压制在DNA的编码下,尽管这个编码本身就是互渗的混沌;在混沌中,编码与被编码的质料紧密贴合在一起。DNA将世界区分成先天、后天与它们的混合。生活场所是当某个生存境遇被单独标记出来,并根据这个标记,作为后果,力与其它相关联的生存境遇被重新组织并被明晰化。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改变:正如在一个形而上学结构里,种组织着类,但当“类”本身被专题化时,“类”就与“种”并行,当生存境遇被专题化后,“生活场所”就从DNA编码的混沌的统辖中独立出来;在场所中,特殊的事件和境遇因特殊的组织原则被联系在一起,而此种特殊原则是离开了DNA的编码逻辑与普遍原则的,也因此,场所的诞生,或“结域-解域”的对子,本身就是一种对码的脱离,即“解码”之一种。DNA信息的变异无法解释动物在场所中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说“后天”从“先天”中独立出来,或者获得了某种融合;而恰恰是说“后天”/“先天”这样的区分被打破了。场所意味着内在先天脱离了编码的范畴而与世界进行交互,成为了世界中的、被解码的先天,也意味着后天不再是来自外部的一个信号,而是在场所中与其它一切事物发生着交涉的一种内在性。这里有意思的地方是,混沌恰恰是充斥着上与下、结构与阶级的,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由抽象机器扯出来的绝对平面,其作为宇宙,内容恰恰是反混沌的。也就是说,德勒兹和瓜塔里构想的平面恰恰不是单纯的chaos,反而是cosmos,或chaosmos。
换句话说,混沌是形式与质料之间的永恒斗争(哪怕形式与质料之间的区分本身就是斗争的发生),而场所则是一个力的平面(也就是,力无需形式就可以开显自身)。
这里其实中间还有个阶段,就是超出了形式与质料的区分后,场域和大地之间的一-多斗争,也就是奠基式的浪漫主义,表现为一种国家、人民与政治主体(英雄)的哲学。
最终阶段才是一个力的平面,一个去捕捉与逃逸的游戏场,而不是政治行动的绝对奠基
精神分析致力于这样一个公式:所有的疑难都可以被还原到一个基本关系单位的处境。它的治疗需要达到的是一个主体化的效果,而主体被固定、被铭刻在一个确凿的起源里,人有且只有一个父亲,人有且只有一个母亲,所以人是且仅仅只是一个人,人的主体位置由人与父和母的关系与结构决定。理解症状就是去理解这个位置。这也是精神分裂分析与精神分析决裂的地方:人不只有一个父亲,不是只有一个母亲,也不是只有一对父母;相反的,人永远是人群,或者说群-人。要做的不是去理解某个确定的位置和结构,而是去理解如何去逃离一个结构,如何在症状中“继续”下去。
千高原里的双重生成不仅仅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更是将深度拉平的生成。换句话说,内容向表达生成,而表达同时也在生成新的事物。比如说音乐,音乐的表达是一个生成着的系统,是一道试图脱离旋律线的横轴与和弦的纵轴锁定的直线;而音乐的内容,作为对表达之质料的拣选原则,就是副歌,则处在自身向音乐之表达的生成中,而表现为一种“生成-女人”“生成-孩子”与“生成-动物”。解域永远是双向的,因此,分子的向着摩尔的去解域的同时,摩尔的也在同时被解域着。但是,摩尔的总是处在一种相对的未解域状态,其形式上的结域效果对分子的来说是解域的方向,而分子的其解域又反过来作用在摩尔的上面,使摩尔的也经受着相同程度的解域,尽管这一解域要缓慢许多。
将之前的构想重新表述一遍。
有两种战争机器,一种是游牧的,一种是被国家-资本捕获的。
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三个方面。
1.游牧没有扩张战争的必然性。游牧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是自由的。战争是游牧的补充。游牧者在自由的行动中与国家秩序相遇,才偶然地爆发战争。但在资本的推动下,战争机器被强制开动,进入不断被迫扩张的循环。而游牧者是不受这样的强制的,因为已经拥有世界作为自己的草场了。
2.在1.的前提下,战争机器在资本-国家的运用里必然是暴力的。因为受着资本“必须扩张”的律令,面对阻力,暴力征服成为了唯一出路。
3.资本根本上是一个循环运动,而非自由流动。游牧是逃逸线的运动。但资本,尽管它处于流动并使一切事物处于流动中,但它根本的目的是增值的循环。换句话说,资本的耗费是为了积累,而游牧的积累是为了耗费。也因此,尽管两者同样构建了战争的平滑空间,但一者将其视作实现其本质的必要条件,一者将其视作本质本身。也因此「解域」「解码」在资本运动中是一个必要增补,在游牧中却成为了根本目的。就是因为这一差异,资本才达成了对无限战理念的实现,与游牧者的「积累-耗费」不同,资本的对子结构为「歼灭战争-军备竞赛」。
但是战争机器的平滑空间毕竟是产生了。因此在资本的运动里,游牧民对资本循环运动的反击战也成为了可能。
晶体、线与时间线的差异在于其表达和内容之内外的组织结构的不同。晶体的表达暴露在外部,内容则藏在里面作为表达的支撑。只有在内容的解域中,表达的解码才得以达成。但首先,解码不是仅仅关乎于形式,为什么同时可以关乎表达?表达有其自身的形式,而表达与形式根本上一个同义词: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对表达与形式之差异的判断,会发现形式根本上描述了一个现实的(也是经验的)双重陈述的终点,而表达则描述了一个双重陈述的未尽的开端。但这个开端与终点是被双重陈述的钳子夹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表达就“是”双重陈述后的形式,而形式则“是”双重陈述前的表达。因此解码不仅仅关乎形式,也关乎形式化的表达。在晶体中,解码与解域的行动是严格绑定的,只有通过内容的解域,解码才成为一种微弱的可能。也就是,内容之质料的解域带来表达之质料的解域,但无论是内容上的解码还是表达上的解码都充满困难。
在遗传密码中,表达成为了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不再受内容的束缚,而彻底成为了外部。直线不需要内在性,而将自己的“理念”本身完全暴露在外。因此它获得了更彻底的解码可能性,也伴随着更彻底的解域。在这里,分子的就是摩尔的,表达成为了自身的内容。但是这里的线性只是空间上的线性,也就是说依然有一个两端与中间的差值存在。
在语言里,表达则是时间性本身。时间的线性带来的是更为彻底的外在性的暴露,因为码的每一个部分都得以获得充分的展现。也正因如此,语言的整体得以与外部充分地发挥作用,每一个被说出来的部分都可以与任何事物接触。这也意味着表达与内容完成分离,语言不再依赖于一个内部,而成为了彻底的自由粒子(荷马:“有翼飞翔的话语”),可以依附于任何层次上。这就是最彻底的解码。
但这也意味着语言是依赖着一个明确的发生装置的。因此语言只能是区域现象,而不能是在普遍平面上。同样的,这也意味着能指不能统治对符号的理解。但这并不说明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不会遇上“能指的统治”的情况,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会遇到无指涉的符号的情况。但问题是不能将这认作是语言的本质,或者符号真的只是能指,而这只是说明了某些特定情景下符号与其指涉的事物的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
对语言的操作因此是非常革命性的;但一个问题是,恰恰由于语言的普遍交涉,人会有被完全接入抽象机器的“幻觉”,但这一幻觉之所以是幻觉,是因为抽象机器本身也需要生成新的层次
Geology of Morals那一篇我怀疑是应该这样的:各个层次之间的褶子折叠出高与低。但高与低本身并非是形式与质料的二分法,因为形式和质料的二元里,质料本身也是被视作一个形式去处理了。相反的,高与低是一种组织形式。高是中心化的、聚合的,低是离散的、概率的。此外,高低的内部也同样有褶皱。但褶皱不仅建立了高低,也建立了内外。褶皱之内包含的就是物,物是内部对外部的容纳。因此,物的历史就是褶皱的翻转的历史,即,物的种子被包藏于平面,却在强度的交换中显出,又将平面包含进自身内部。强度就是平面的震荡,而在褶子里,震荡可以被收拢。这就是解域与结域,因为解域与结域根本上是一个内在的、量上的强度变更。强度在将褶子震荡开的同时也生成了更多的褶子。这也是为什么解域的抽象机器只能是相对的。这一量上的强度变更因此是有限度的、连续的。震荡将褶子们连接在了一起:epistrata。但除了震荡(过电)这一强度,还有更大的一种强度,也就是平面的燃烧。这一强度以无限的、绝对的抽象机器为动力,因此以跨越任何无限的量的、特异的种类的运动为结果。这一结果便是解码与编码。解码与解域的最大区别便在于,一个场域是连续的,但密码是一个蕴含无限的独个符号。对符号的跨越即意味着对“理念”的跨越,而连接起来的便是质上不同且平行的parastrata。这一跨越只有在接入绝对抽象机器的情况才可以做到。解域和解码的区别可以用算数和代数操作的区别来思考:前者是从1到2,当中差了一个单位;后者则是从x到y,当中差了一整个无限的可能世界。解码与解域两种操作在褶子的高处与低处都可以实现,因为无论是高处还是低处,都有形式的参与。无非是在高处,解码是直接进入了新的实在的结构,而在低处,解码只是改变了某个可能性的发生机制罢了。因此,解码和解域之间确实是一个强度的差别,却不仅仅只是一个强度差别;相反,两者之间的“量”的差别同样也是“质”的差别,就像“无限”与“有限”的差别一样。所谓“量变产生质变”在这里无非是一个悖论,量变绝不可能产生质变,而只能产生对质变之发生有决定作用的场域;质变的背后只能是有一个质的原因。就像无论多大的数都不可能是无限,也不可能是未知数x,但这些数可以为无限和x“奠基”,即,无限和x在数给予的场域中作用。鱼从海里走上海岸,不是因为它在海洋这片褶子里聚集了多少的强度,因为这些强度,再怎么多,也只是让它在海水里的结构更加丰富复杂罢了。相反地,正是因为这片褶子被彻底地打破、被宇宙的烈火熨平,海水干枯,海洋和陆地被迫连在一起,鱼才被迫“用双脚站立”,被聚集在褶子内的强度才获得了解放,进入了平面中。这样的跳跃是彻底的断裂,因此是一次解码,而并非是一次连续的解域。解码因此并不能简单被解读成是一次更强的解域,而恰恰得是一次被接入了无限的跳跃。
所以说解码是最彻底的解域,但解域本身无法达到解码
我觉着其实褶子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翻转,因为平面是没有内外的,但褶子构造了内外,所以回溯地构造了一个内外翻转的历史。在平面内被包含的物的种子是在平面的内部,因为它被平面包裹着,就像一个点被平面包裹着;当褶子发生的时候,这个被包裹的内部就翻转到了外部。而在褶子的另一边,原来包裹着的外部平面则翻转成了内部。所以内外在这里是动态的关系,内出去外,外进入内。
折叠起来的褶子内侧是无限的使成内部,但外侧就相应的是无限的使成外部
AI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The original is the authoritative text.
The course of A Thousand Plateaus is actually very clear. 1. On the plane of stratification, there are oppositions between matter and form, and between content and express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se two distinctions is highly ambiguous, but I personally think it can be simplified: the former blurs the latter because of the level of explanation. The matter–form distinction merely indicates the separability of the various strata of content and expression. 2. Form, or expression, is code. Decoding liberates matter from beneath, producing regions whose meaning is simply the mutual definition of form and content and their operation on the same plane. Even if a region can be recoded, its having acquired complete independence cannot be undone. 3. Yet territories remai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one.’ In the tradition extending from Plato, the one is the delimitation of matter, and matter’s excess merely indicates an increase in number. Territories continually undergo deterritorialization, but maximal deterritorialization always refers to the one, ‘that which makes territory possible,’ namely the earth. Different systems can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is reference, whether resistance or acceptance: the signifier–signified system accepts the one but does not fully accept nothingness as its ground; the object–subject system accepts nothingness as the one; the tribal system does not fully accept the one; the nomadic system does not accept the one. 4. Yet earth reflects the radiance of the cosmos and is therefore always fragmentary and flowing. Earth always engenders new life—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 It is therefore not a transcendental ideal but precisely an immanent condition. 5. We thus reach the plane of immanence, a machinic field where abstract machines work together. Even the plane of stratification is produced by abstract machines: a reverse of becoming generated within ‘the becoming of self-generating becoming,’ a machine of ‘depth.’
Point 3 explains the incompleteness of a decoding. Although the two domains, expression and content, each acquire independence, they still need to posit a center exceeding themselves to guarantee the identity of their assemblage.
Two kinds of abstraction: escape from the concrete and conquest of the concrete. Abstract labor comes from a will to power extracting surplus labor. Because it ‘wants the most, the greatest,’ it extracts everything down to a residue, reducing it to a minimum infinitely approaching zero. Only this produces averaging and standardization. Abstract labor therefore originates in surplus labor, not the reverse. In the other direction, the vector aimed at ‘the greatest’ also unfolds an averaging, because every value belongs to this will and becomes a single quantity to be compared. ‘The greatest’ exceeds the determination of marginal utility. What is wanted is no longer ‘the last thing that can satisfy my need’ but ‘unlimited stockpiling of anything whatsoever.’ Neither a finite quantity nor a finite variety can satisfy the demand for the greatest—Anselm’s definition of God is precisely this ‘greatest.’ Because they exceed need, these things become a mere accumulation and lose their particularity: not the first or second but the xth; not livestock or grain but thing x. Under this abstraction, everything formed and differentiated is reduced to the minimum threshold of existence: the cost of storage. Wages are merely the storage cost of labor-power. Such abstraction is really Aristotelian: it abstracts a ‘highest one’ while conversely describing the remaining surplus, existence’s minimum threshold, as abstract hyle.
This differs from the abstraction conceived by Deleuze and Guattari. Their abstraction is a line of flight, not domination. Here l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madic number’ and ‘mathematical number’: like language, number is a path continually pointing toward new things. Number’s abstraction does not consist in gathering representations of every possible quantity, but in continually connecting to new assemblages—for example, allowing geometry to connect to algebra and probability theory to calculation. Even number itself has immanent changes, differences between one set and another. Kepler, for example, connects the conic sections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thresholds. Number connects curves that remain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in Apollonius.
In other words, number for Deleuze and Guattari is not an independent unit, but a whole interconnected ‘field of numbers,’ or ‘number-machine.’
The number-machine differs from Plato’s understanding of number: it has no determinate unit. Number is instead always an assemblage capable of continual change.
The theory of language in A Thousand Plateaus
Language does not perform a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it is an act of transformation. As an actual sound, it inserts itself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ings, transmitting force machinically until one assemblage of things turns ‘in an instant’ into another. This may not seem very different from representation: does representation not also mean a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a threshold, a transmission? The real difference concerns the space in which language acts. In a stratified space, language is coding at the upper level and things are the field below. In A Thousand Plateaus, however, language is decoded and becomes a purely deterritorializing flow. First,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territorialization precedes coding, because coding always means fixation. Territorialization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thus often occur beneath code. Yet when everything is flattened, when decoding—absolute deterritorialization—occurs, what remains is the pure operation of territories, fast and slow, rather than a dichotomy between rest and movement. The theory of language in A Thousand Plateaus operates on this plane. Language is not information: it is a connection, a transfer. It does not represent something but points in a direction. Language is a signpost. It does not even point in a determinate direction, but precisely toward change, uncertainty, and ‘the next.’ This comes from language’s uniquely privileged ‘superlinearity.’ Language is a hyperdimensional thing fully exposed to the All in time. Every part of it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e All, so it can always find routes of escape—Homer’s ‘winged words.’ Language is a threshold. Its guidance has multiple modes because language itself is an assemblage of things. It directs the speaker not only into new places but also into language itself. Language’s assemblages thus form regimes of signs: some signs point to a signifier, some to a subject, some to determinate bodies, and some constantly disrupt any direction.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is therefore always pragmatics, not the reverse.
Pragmatics is surplus within language and also surplus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s it causes. This surplus points toward escape. It resembles the surplus of autocratic or bureaucratic politics: on one hand displaying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a stable center, on the other becoming a possibility of passage toward new things.
The world is a refrain sounding in chaos, a brief melody, a pulse of rhythm. Rhythm is not meter, because rhythm is an immeasurable change, an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energy in a universe falling into heat death. Animals are not ‘moving things’ but ‘rhythmic things.’ Rhythm first opens the animal’s milieu of existence, distinguishing the potentiality of 1 from 0. Yet the animal’s various milieus remain subordinated to DNA’s coding, although this code is itself an interpenetrating chaos. Within chaos, code and coded matter fit closely together. DNA divides the world into the innate, the acquired, and their mixture. A territory of life arises when one milieu is marked out separately and, as a consequence of that mark, forces and other associated milieus are reorganized and clarified. This brings an important change. Just as species organize genera in a metaphysical structure, yet ‘genus,’ once itself thematized, stands alongside ‘species,’ so once a milieu is thematized, the ‘territory of life’ becomes independent of the chaotic jurisdiction of DNA coding. Within a territory, particular events and milieus are linked by a particular organizing principle that departs from DNA’s coding logic and universal principle. The birth of territory, or the pair territorialization–deterritorialization, is therefore itself a departure from code, a kind of decoding. Mutation in DNA information cannot explain animals’ life within territorie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acquired becomes independent of the innate, or that the two fuse. Rather, the very distinction between acquired and innate is broken. Territory means that the immanent innate leaves the category of coding, interacts with the world, and becomes a decoded innate within the world. It also means that the acquired ceases to be a signal from outside and becomes an immanence negotiating with everything else within a territory.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chaos is precisely filled with above and below, structures and hierarchies. Opposed to it is the absolute plane drawn out by abstract machines, whose content, as cosmos, is precisely antichaotic. The plane conceived by Deleuze and Guattari is therefore not simply chaos but cosmos, or chaosmos.
In other words, chaos is the eternal struggle between form and matter, even i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is itself the occurrence of this struggle. Territory, by contrast, is a plane of forces: force can disclose itself without form.
There is actually an intermediate stage: aft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 and matter is exceeded, there remains the one–many struggle between territory and earth. This is foundational Romanticism, manifest as a philosophy of the nation, the people, and the political subject or hero.
Only the final stage is a plane of forces, a playing field of capture and escape, rather than an absolute ground of political action.
Psychoanalysis commits itself to this formula: every difficulty can be reduced to the situation of one basic relational unit. Its treatment must achieve an effect of subjectivation, while the subject is fixed and inscribed in an assured origin. A person has one and only one father, one and only one mother, and is therefore one and only one person. Their subjective posi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relations and structure connecting them to father and mother. Understanding symptoms means understanding this position. This is also where schizoanalysis breaks with psychoanalysis: a person has not only one father, not only one mother, not only one pair of parents. Rather, a person is always a crowd, or a crowd-person. The task is not to understand some determinate position and structure, but how to escape a structure, how to ‘continue’ within symptoms.
The double becoming in A Thousand Plateaus occurs not only on the same plane; it also flattens depth. Content becomes toward expression, while expression simultaneously becomes new things. In music, for example, musical expression is a system in becoming, a line trying to escape the lock formed by the horizontal axis of melody and the vertical axis of chords. Music’s content, the refrain as the principle selecting expression’s matter, is itself becoming toward musical expression and appears as becoming-woman, becoming-child, and becoming-animal. Deterritorialization is always two-way: while the molecular deterritorializes toward the molar, the molar is also being deterritorialized. Yet the molar always remains relatively undeterritorialized. Its formal territorializing effect supplies the molecular with a direction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The molecular’s deterritorialization in turn acts upon the molar, making the molar undergo an equal degree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although this happens much more slowly.
Let me restate the earlier conception.
There are two kinds of war machine: the nomadic one and the one captured by state-capital.
Their differences chiefly concern three aspects.
1. Nomadism has no necessity of expanding war. Its relation to war is free. War is a supplement to nomadism. Only when nomads encounter the state order in their free activity does war contingently erupt. Under capital’s impetus, however, the war machine is forcibly set in motion and enters a cycle of compelled expansion. Nomads are not subject to this compulsion because they already possess the world as their pasture.
2. Given 1, the war machine in the employment of capital-state is necessarily violent. Under capital’s imperative that it ‘must expand,’ violent conquest becomes the only way forward when resistance is encountered.
3. Capital is fundamentally a circular movement, not a free flow. Nomadism moves along lines of flight. Capital, although flowing and setting everything in flow, fundamentally aims at the cycle of valorization. In other words, capital expends in order to accumulate, while nomadism accumulates in order to expend. Thus, although both construct the smooth space of war, one regards it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realizing its essence, the other as essence itself.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decoding are therefore necessary supplements in capital’s movement but fundamental ends in nomadism. 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difference, capital realizes the Idea of unlimited war. Unlike the nomadic pair accumulation–expenditure, capital’s paired structure is war of annihilation–arms race.
Yet the smooth space of the war machine has arisen nonetheless. Within capital’s movement, the nomads’ counterattack against capital’s circular movement thus also becomes possible.
Crystals, lines, and temporal lines differ in the organization of inside and outside in their expression and content. A crystal’s expression is exposed outside, while its content is hidden inside as expression’s support. Expression can be decoded only through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content. But first, does decoding not concern only form? Why can it concern expression too? Expression has its own form, and expression and form are fundamentally synonymous. Examining their distinction more closely, we find that form fundamentally describes the endpoint of an actual, also empirical, double articulation, while expression describes its unfinished beginning. Yet this beginning and endpoint are gripped together by the pincers of double articulation. Expression ‘is’ the form after double articulation, while form ‘is’ the expression before it. Decoding thus concerns not only form but formalized expression. In the crystal, decoding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are strictly bound together. Only through content’s deterritorialization does decoding become a faint possibility.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matter of content brings that of the matter of expression, but decoding either content or expression remains difficult.
In the genetic code, expression becomes a line. No longer bound by content, this line becomes wholly external. It needs no interiority but exposes its own ‘Idea’ entirely outside. It thus acquires a more thorough possibility of decoding, accompanied by a more thorough deterritorialization. Here the molecular is the molar, and expression becomes its own content. Yet this linearity is only spatial: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ends and the middle remains.
In language, expression is temporality itself. Temporal linearity brings a more thorough exposure to exteriority, because every part of the code can be fully exhibited. Precisely for this reason, language as a whole can interact fully with the outside; every spoken part can contact anything whatsoever. This also means the complete separation of expression and content. Language no longer depends on an inside but becomes an entirely free particle—Homer’s ‘winged words’—capable of attaching itself to any stratum. This is the most thorough decoding.
Yet this also means language depends on a definite apparatus of genesis. Language can therefore only be a regional phenomenon, not something on the universal plane. Likewise, the signifier cannot govern the understanding of sign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never encounter a ‘reign of the signifier’; sometimes we do encounter signs without referents. The point is that this cannot be taken as language’s essence, or as showing that signs really are merely signifiers. It describes only the relation, in certain specific situations,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signs and the things to which they refer.
Operations upon language are therefore highly revolutionary. Yet one problem is that, precisely because language negotiates universally, people may have the ‘illusion’ of being wholly connected to abstract machines. This is an illusion because abstract machines themselves also need to generate new strata.
I suspect the ‘Geology of Morals’ plateau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follows. Folds between strata fold out higher and lower levels. Yet higher and lower are not themselves the dichotomy of form and matter, because in that duality, matter itself is already treated as a form. Higher and lower are instead modes of organization: the higher is centralized and aggregated, the lower dispersed and probabilistic. There are also folds within both levels. Folds establish not only higher and lower but inside and outside. What is contained within a fold is a thing: a thing is the inside’s accommodation of the outside. The history of things is therefore the history of the inversion of folds. A thing’s seed is enfolded in the plane, appears through exchanges of intensity, and then contains the plane within itself. Intensity is the plane’s vibration, which can be gathered within folds. This is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ization, because these are fundamentally immanent, quantitative changes of intensity. While intensity shakes folds open, it also generates more folds. This is why the abstract machines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can only be relative. Such quantitative changes of intensity are therefore limited and continuous. Vibration connects folds: epistrata. Yet besides vibration, or the passage of an electric current, there is a greater intensity: the burning of the plane. Driven by infinite, absolute abstract machines, this intensity results in a movement of a distinctive kind crossing any infinite quantity. This result is decoding and coding.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between decoding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is that a field is continuous, whereas a code is a singular sign containing infinity. Crossing a sign means crossing an ‘Idea,’ connecting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and parallel parastrata. Such a crossing is possible only through connection to absolute abstract machin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decoding can be thought throug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rithmetical and algebraic operations: the former moves from 1 to 2, a difference of one unit; the latter moves from x to y, a difference of an entire infinite possible world. Decoding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can both occur at the high and low levels of a fold, because form participates at both.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at the higher level, decoding directly enters a new actual structure, while at the lower level it merely chang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a possibility arises. There is therefore indeed a difference of intensity between decoding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but not merely one. Their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is also qualitative, li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finite and finite. ‘Quantitative change produces qualitative change’ is merely a paradox here. Quantitative change can never produce qualitative change; it can produce only a field decisive for its occurrence. A qualitative change can have only a qualitative cause behind it. No number, however large, can be infinity or the unknown x, but numbers can ‘ground’ infinity and x: infinity and x act within a field given by numbers. Fish come from the sea onto the shore not because of how much intensity they have accumulated within the fold called ocean. However great these intensities, they only make the fish’s structure in seawater richer and more complex. Rather, only when this fold is utterly broken and ironed flat by the cosmic fire, when seawater dries up and sea and land are forcibly connected, are fish compelled to ‘stand on two feet.’ Only then are the intensities gathered within the fold liberated into the plane. Such a leap is a complete rupture, thus a decoding rather than a continuous deterritorialization. Decoding cannot therefore simply be read as a stronger deterritorialization. It must be a leap connected to infinity.
So decoding is the most thorough deterritorialization, but deterritorialization by itself cannot attain decoding.
I think a fold can also be understood as an inversion. The plane has neither inside nor outside, but the fold constructs them and thereby retrospectively constructs a history of their inversion. A thing’s seed contained within the plane is inside the plane because the plane envelops it, just as a plane envelops a point. When the fold occurs, this enveloped inside turns outwar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old, the formerly enveloping external plane turns inward. Inside and outside therefore stand in a dynamic relation: the inside goes outside, and the outside enters inside.
The inner side of a folded fold is an infinite making-interior, while its outer side is correspondingly an infinite making-exter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