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colm Lowry · 马尔科姆·劳里
Under the Volcano · 在火山下
重复、时间与前定和谐
Douban · Bidasari
Source published / 来源发表: 29 July 2021
In this note / 篇目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We live the now for the promise of the infinite.”——Mos Def, <Black on Both Sides>
如果只看主要情节,《在火山下》很容易被当成一个经典虚无主义的故事:一个酗酒的男人是如何不断自我放逐、悲剧性地错过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给予给他的希望,并在逐渐的麻木与罪咎感中踏入最后毁灭性的结局。这样的倾向似乎是完全可辩护的:难道在原文中没有屡次地提及或暗示死亡,难道这最后一章不是如此沉重(沉重到甚至有些欢欣)以至于造成一种末世论般的印象,难道不是在最开始我们就已经被告知了领事最终的、永远的堕落?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是的,再一次!)重提德勒兹,或者任何人,的深刻洞见:“在性爱中,射精那一刻的释放所带来的快感远远不及性器摩擦的过程所带来的快感。”我们真的能够将这个文本把握为一串围绕着最终结局之空虚的指向符吗?
很遗憾的是,一些评论者显然是这样认为的。某条外网评论是如此说的(只有大概印象):“ 这完全就是一堆絮叨的废话、醉汉的呓语……最终归为虚无。”很明显,这位读者在文本中只得到了一种虚无的体验;这种体验有完全的正当性。但这里,我必须以我的直观去对抗这位读者的直观,以期更加丰富对文本的经验;甚至如果做得到的话,去丰富文本本身。我要宣称,《在火山下》远非一种萎靡的、虚无主义的凝结;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去挖掘出一种虚无主义解读必然面临的矛盾之处。
一、重复
《在火山下》在开端处最显著的特征是倒叙。从一开始,我们就从拉鲁埃尔和医生的对话中获悉了大部分主要情节;我们已经知道伊芙的归来、领事的酗酒与死亡,而这些情节都已经发生在一年前。而不仅仅如此,这里并不仅仅只是两个无关紧要的人在讨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甚至也不仅仅是描述当中某个角色对事件的梳理:事实上,第一章对主要情节仅仅进行了暗示,真正的重点在于拉鲁埃尔随后的行动。拉鲁埃尔在离开球场后,我们获悉今天也同样是他离开墨西哥的日子;他再次回顾了他生活了多年的城镇(而对于读者来说,这是这座城镇第一次被展露在眼前),来到了一家不断放映同样的新闻片的电影院(因为战争,胶卷的运输受阻),从老板那里得到了一本他忘记归还给领事的书,而从里面滑落了一张没有寄出的信(是领事写给伊芙的)。在这里,有两点值得去关注。首先就是一种重复性。富有判断力的读者可以很快从第一章的诸多线索中抓住一种循环结构:在章节设置上,本应是时间上最末者被放置到了最前,在诸多的交谈中预演着已然达成的结局;在纷繁杂乱的各类事件与物件中,也有诸多可以追索。比如,第一章恰好安排在主要事件发生的一年后,同样在亡灵节期间;比如,拉鲁埃尔与休产生了某种返照与共情,从一方面,休在去年的此刻离开了墨西哥,而拉鲁埃尔也同样预备着离开,另一方面,拉鲁埃尔明确地将休视作一个年轻版的自己,与年轻时的自己一样期望着改变世界(一个是用电影,一个是用媒体)并一样被挫败,甚至他们同样地分享着对伊芙的渴慕;比如,拉鲁埃尔对过去与领事交友时的回忆,领事的初恋是如何被拉鲁埃尔破坏,而领事与伊芙的爱情又是如何再次重复了这一结局,拉鲁埃尔与领事幼年时与成年后的两次决裂,或者在回忆中领事是如何想要成为一个如同他养父一样的诗人、继承同样的命运;比如,那不断放映同一卷新闻片的电影院;再比如,否定地来看,那一封如果寄出了可能就会打破这痛苦的循环、最终却没有寄出的信。这将引出下一个重要的特征,但此处就重复我还将进行一些补充。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本,重复循环的结构将更加轮廓鲜明。尽管此处不乏过度阐释之嫌,但我认为对绝大部分线索的发掘与联结都是有章可循且作者有意为之的(一种对作者的有节制的尊重)。如果从人物关系出发,文本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分别为领事、伊芙(领事归来的前妻)、休(领事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及一位相较起来显得边缘的角色拉鲁埃尔(领事的幼时玩伴,几年前在墨西哥重逢)。这四个人物将构成复杂纷乱的诸多重复中的一部分。首先,领事与休有血脉上的联系,在他们的父亲离奇失踪后,领事就负担起了父亲的职责,而在领事因酗酒而无法自理的时候,休则反过来对他进行赡养与照顾;从文中几处暗示不难看出,领事在年轻时与休(与年轻时的拉鲁埃尔)一样富有道德感,同样加入了或者意愿加入一场认为自己认可为正义的战争,而也很快遭受了挫败(休在文本主要情节发生的时候正处在彷徨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两者从血缘上被联系起来,并成为了彼此的镜像。领事与拉鲁埃尔是幼时玩伴,一些重要的重复上文已经指出,这里将仅仅满足于再给出一处细节:当领事与拉鲁埃尔并排走向城镇的时候,领事注意到拉鲁埃尔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自己,无论是衣饰还是兴趣还是姿态,而显得不像法国人,反而像英国人了;我们是否可以说伊芙投向拉鲁埃尔对怀抱恰恰是出于对领事的渴慕呢?如果转到领事与伊芙,重复结构将更加明显:伊芙的回归本身不就是一次重复?还有那永远没有回音的信、彼此又一次的错失、强迫性的互相伤害、以及最终得到的一样的结局。伊芙与休,同样是童星,同样最终被其钟爱的事业放弃了,并同样因为领事来到墨西哥;伊芙与拉鲁埃尔,同样出身于电影工业,甚至曾有过几面之缘……如果再进行如此列举将没完没了(我也陷入了一种重复当中了!),因此我将满足于再指出几处比较难察觉但非常精巧的循环结构运用。第一是书中众多的动物意象,除了较为明显的犬类作为死亡象征反复出现(甚至领事的尸体也是同狗的尸体一起扔下悬崖的!),在伊芙与休共游时冲出的山羊似乎与当天下午发生的斗牛事件有所照应(主角都是休);更不要说那些马,从安闲温驯的马驹逐步过渡到后半印第安死者身边不详的7号马,而这匹7号马将在未来导致领事与伊芙各自的死亡(那把射杀领事的手枪是柯尔特17—Colt 17—而colt恰恰也是马驹的意思)。另外一处则是在最后一章完成的对第一章结构的重复:在最后一章的末尾,我们惊奇地发现,最后一章的时间实际上应该在倒数第二章之前,正如第一章实际上是时间轴上的最后一章;在这里完成了一处非常精彩的嵌套。
二、播撒
对重复的分析将顺理成章地引入这个文本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播撒”的风格。播撒是这个文本十分重要的母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如果我们将播撒拆解为一种误配与意外的差异化,同重复性一样,这一文本将在方方面面被其渗透。此处我们先着眼于一处微小的意象联结:书信与邮差。书信在本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最开始,拉鲁埃尔(这世界上最不应该收到那封信的人)得到领事写给伊芙却没有寄出的情书的时候,这一误配就已经显示出来。而这并不是全部。之后我们看到,伊芙最开始寄出的信却是最后才到达的,因为伊芙填错了地址;这封信由一个前苦工现邮差配送,而领事差一点又错过这一封信,如果不是这个邮差终于把它翻找到的话。而这封信,用领事自己的话说:“如果能早点到该多好!可是已经太迟了!但是哪怕早到了又会有什么改变呢?难道它与伊芙写给自己的那么多信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吗?”信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到达错误的人手中。而领事或伊芙并不是唯一在等待信件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休,正处在人生的夹缝中,也在等待着两封可能的信件,一封来自自己之前工作媒体的辞职许可,一封来自老朋友、现任革命军领袖的同志邀请。而这两封信件一直在未到来的途中,仅仅被想象力所补充。而当目光转向信件的配送人,也就是邮差时,误配再一次发生;在作为背景的墨西哥城镇中,邮差们肩负着多重角色。一方面,邮差是近来才被解放的印第安苦工,身上仍然带有殖民时期的伤疤;另一方面,邮差还身兼革命的传播者的身份,为反抗军传递各路消息,而在故事后半遇害的那位印第安人或许便是他们的一员。邮差在这里仿佛就是信件与命运的播撒者。
播撒这个主题出现的更显明的就是花园的意象。花园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暗线,从中段领事与正在浇花的邻居攀谈开始一直持续到结尾。在这里我将不做具体的分析,而仅仅满足于指出这一条线索。与之类似的,还有文本极度风格化、巴别塔式的复调性。从使用的语言来说,就至少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与拉丁语,并且经常是混杂着被言说的;而从文体上又有自白、书信、诗歌、广告文案等等繁复的结构交缠。此外,这一种复调性也同样体现在书中多处的物件设置,比如领事书架上混杂的书籍(从司各托到卡巴拉),拉鲁埃尔房间里放置的各类偶像,或者那毫无疑问的反主角:酒精细致的分类。
简而言之,《在火山下》一书成功营造出了一种丰富化的随机性。错误时刻都可能发生,比如最后一章休与领事角色的错置与误认,比如随时可能崩溃成幻觉与梦魇的现实,比如时刻准备着入侵的回忆与期待等等。而这,与重复性相结合,将给读者带来宝贵的经验。
三、时间性与前定和谐
《在火山下》首先是关于时间性的文本,这将是我的出发点。尽管作者成功地模拟出了一种恍若呓语、醉酒与幻境的场域,这种反常的醉的经验我将其把握为第二性的、必须与时间性叙述相综合的。事实上,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本书绝非是随性且混沌地诞生的;正相反,文本中有着最精巧繁复的结构的超定。因此我将试着维护我的判断:本书最大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重构出了醉的经验,而是在于对原有的相对于时间对象的经验的深化。
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时间性?时间性的意义将在与一个与其以差异形式相关联的概念的辨析中获得阐明,也就是历史性。如同巴赫金所言,历史性第一次在文学中登场是来自于歌德;历史性就算不完全是现代的产物,也与其有着深远的亲缘性;而时间,早在最原始的文学形式诞生时就已经存在了。历史,相对于时间,意味着什么?历史意味着一种传递:故事的传递。久远的故事通过口述或者书写,被交付与下一代的继承人。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组成要素值得被提出:第一,这里预设了世代之交替,也就预设了死亡、遗忘或毁灭;第二,相关的,也就预设了故事的磨损、改变,与相应的创作的自由。否定性与自由是历史的最根本要素,这已经在谢林与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了最深刻丰富的论述。历史因此必然在最表层被理解为本质上的随机事件的历时累积;当这一理解沉积到文学领域,就构成了巴赫金在歌德处所看见的,对历时性事件的共时性摄取。
当奥古斯丁发问:如果过去已然不存在,而未来尚不存在,那现在又如何能说是存在;时间又如何存在呢?我们看到同样的问题也被抛向了历史性;或者,难道说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其实恰恰错过了时间?如果我们以否定性为历史性奠基,那最终无法避免地将走向科耶夫的历史终结之怀疑:难道不会有一瞬间,历史的存在与传递被中断吗?难道我们不是时时刻刻处在这样的威胁中?死亡、遗忘、灭绝,都作为历史之外部否定性地构成着历史。历史就如同一层薄薄的水面,时刻在热气的熏蒸中面临消散的危险。历史,时刻在呼唤着、要求着一个拯救者,要求着一个奇迹……
而拯救,这正是时间最不需要的;它不要求拯救,相反,它拯救着。在此处,我们不能将时间仅仅理解为纯粹形式,或是无限可分的线性时间之流;前者将无法回应历史性的诘问(难道时间之形式居然是永恒的而历史与自由竟是不可能的?)而后者将再次陷入历史遭遇的困境(时间之流从何而起又止于何处呢?)。时间性需要同时允许历史性的可能却又差异于历史性之绝对差异。而这意味着,要将时间交还于物本身。
在物之外,时间并不“存在”。时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指涉着韵律。韵律即物之显现。物总是处在由一向多又由多向一的运动中;这意味着物处于同一与差异的张力拉扯中。差异意味着物之切分,而同一意味着物之综合;在这个意义上,物给予了时间。太阳在其对天空的穿越中带来了季节与根本的生存经验,季节同时是稻谷、牲畜与人生长的韵律,可以说,太阳在运动中聚集着时间;当夜晚来临,世界陷入虚无,仿佛将要毁灭,而在世界的夜晚即将摧毁精神与健康前,太阳在永恒的轮转中再次出现,拯救了即将迈入深渊的众多。时间就是诸事物显现之韵律互相联系综合产生的原初团块,在永恒轮回的韵律中达到根本性的和谐。
与这种和谐处于张力的是时间的杂多。如果没有时间之杂多,和谐也无从谈起。这种杂多与差异化将是历史性之可能的奠基并内在于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有钟表的时间,原子时间,甚至还有天空时间、日之时间、石之时间;简而言之,总会有他者的、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之流与时间之轮回各自秉持着自身的正当性:每一个轮回都是次第接替的,而次第接替无非是又一次重复与回归。
达到这一洞见,当我们再次回归文本,《在火山下》一切的纷乱嘈杂与重复都得到了根本性的理解。书中的人物时刻都在进行着时间旅行,他们或是走入缓慢的、粘稠的、充斥着拖沓细节的漫长,或是突然掠过如同瞬间,或是在火山的永恒下各自死亡,或是不断一次又一次地进入结局,或是直接被夹在无数显明或未显明的时间中间。请注意,笔者无意宣称自己的解读已经可以本质性地替代原著;本书给予的对时间对象的经验是无与伦比得精确与丰富的。
最后我们将回答开头的疑问:本书究竟是否代表着某种虚无主义的精神?从这两种特质阐发,我们很难将这个文本视作一种终结:这里没有一个确定的开端(开端已然被错置)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尾声,而这一个故事将如此地大循环套着小循环地进行下去。或许一个人可以反对:但是领事毕竟是死了!而且他死在结尾!可是难道领事不是早已经死去?从他每一次失去意识、从他第一次目睹死亡、从他第一次杀人;难道他死亡的预演没有渗透在每一次提及未提及的重复中吗?而他死去的时刻,当他触及那一团暧昧模糊的混沌团块的时刻,他难道不是又一次看见了拉鲁埃尔的脸与那一幅名为《醉酒者》的画?他难道不是瞬间获得了某种洞见,同时注视到了混沌的地狱与羽毛分明的天使们?是的,这是一种终结,也是终结之一种;我相信作者将领事的死放置在最后一幕(哪怕这扰乱了时间顺序,也要让最重要的死亡出现在结尾)一定有某种加强结尾力度的用意,但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对终结与崇高的渴望;领事带着他肩负的一切罪咎感、怒吼着 “毁灭世界”而毁灭了自己,这结果难道不恰恰是一种轻盈?;难道不恰恰是在领事死亡的段落,我们反而遭遇了最嘈杂的混响,最滑稽的幽默场景?(那个宣传莫扎特圣经的教徒,那个恨死美国人的墨西哥人,以近乎滑稽无理的方式连续错过逃生机会的领事,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墨西哥警察);然后简短的,有人把他抛下了山谷,休离开了墨西哥,拉鲁埃尔也将离开。这一切都像伊芙所爱的、死前看到的星丛,不断地轮转,陷入混乱,却并不销殒……那奇迹呢?并没有“那一种”奇迹;伊芙的回归,人们都称其为奇迹,但最终却归于徒劳,而逐渐磨损在一瓶又一瓶的酒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没有毁灭也没有奇迹;一切都是早已发生过的,一切也都将永恒地再度发生,而这甚至包括了奇迹与不可能!我将大胆地宣称,在虚无主义的表皮下,《在火山下》实际上是属于酒神的名篇;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如此详尽地描绘了酒徒的心理状态或者如此成功地模拟出了醉的经验,更是因为其内核是反虚无主义的;它甚至把自己伪装成虚无主义的最高点,仅仅因为它需要促成自身结构与内容间的张力。
在结尾处我将简短阐述我写这篇书评的动机:我并不仅仅是为了反驳对此书的一种可能解读而进行写作。更重要的是,在阅读此书时,我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也是我一直所思索的,对时间对象的直观。本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时间作为诸原初综合的团块被拉扯到极限时所产生的力度;我感谢作者雄辩地展示了“另一种时间”总是可能的,而时间的流逝并无损于其作为差异与统一之循环的特质。在阅读完结局后,我所感受到的恰恰并非虚无,而是一种快乐:时间是属于快乐的。
AI translated the non-English passages; original English passages are preserved. The mixed-language original is available under Original.
In this note / 篇目
This review may contain significant plot spoilers.
“We live the now for the promise of the infinite.”——Mos Def, <Black on Both Sides>
If we look only at its main plot, Under the Volcano can easily be taken for a classic nihilistic story: how an alcoholic man continually exiles himself, tragically misses every hope anyone offers him at any moment, and, amid growing numbness and guilt, enters a final, destructive ending. Such a tendency seems entirely defensible. Does the original not repeatedly mention or allude to death? Is the final chapter not so heavy—so heavy as to be almost joyful—that it creates an eschatological impression? Have we not been tol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Consul’s final, eternal fall? Yet here we must—yes, once again!—recall the profound insight of Deleuze, or whoever: ‘In sex, the pleasure of release at the moment of ejaculation falls far short of the pleasure of genital friction along the way.’ Can we really grasp this text as a string of pointers organized around the emptiness of its final ending?
Unfortunately, some reviewers evidently think so. One review on a foreign website said something like this—I remember only roughly: ‘This is nothing but a heap of rambling nonsense, a drunkard’s delirium… finally amounting to nothing.’ Clearly this reader obtained only an experience of nothingness from the text, and that experience is entirely legitimate. Here, however, I must oppose my intuition to this reader’s, hoping to enrich the experience of the text—and, if possible, even the text itself. I will claim that Under the Volcano is far from a languid crystallization of nihilism. To do so, I must uncover the contradictions a nihilistic interpretation inevitably encounters.
I. Repetition
The most conspicuous feature of the opening of Under the Volcano is its retrospective narration. From the outset,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Laruelle and the doctor reveals most of the main plot. We already know of Yvonne’s return, the Consul’s drinking and death, and that all this occurred a year earlier. Yet there is more: this is not merely two insignificant people discussing an insignificant event, nor even just a character sorting through what happened. In fact, the first chapter only hints at the main plot; its real emphasis is on Laruelle’s subsequent actions. After Laruelle leaves the court, we learn that this is also the day he will leave Mexico. He looks once more over the town where he has lived for years—though for the reader the town is being revealed for the first time—visits a cinema continually showing the same newsreel because the war has disrupted film shipments, and receives from its owner a book he had forgotten to return to the Consul. An unsent letter from the Consul to Yvonne falls out. Two things deserve attention here. The first is repetitiveness. A discerning reader can quickly grasp a circular structure from the first chapter’s many clues. In the ordering of chapters, what should come last chronologically is placed first, and the various conversations rehearse an ending already accomplished. Numerous threads can also be traced among the bewildering events and objects. The first chapter, for instance, occurs exactly a year after the main events, again during the Day of the Dead. Laruelle and Hugh enter into a kind of reflection and sympathy: Hugh left Mexico at this time the previous year, while Laruelle now prepares to leave; Laruelle also explicitly regards Hugh as a younger version of himself, similarly hoping to change the world—one through cinema, the other through journalism—and similarly defeated, even sharing a longing for Yvonne. Or consider Laruelle’s memories of his earlier friendship with the Consul: how Laruelle ruined the Consul’s first love, and how the Consul’s love for Yvonne repeated that outcome; their two ruptures, in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or how, in those memories, the Consul wanted to become a poet like his foster father and inherit the same fate. There is the cinema endlessly screening the same reel. And, viewed negatively, there is the letter that might have broken this painful cycle had it been sent, but ultimately was not. This leads to the next important feature, though I will first add a little more about repetition.
If we extend our scope to the whole text, the structure of repetition and recurrence becomes still clearer. Although there is certainly a risk of overinterpretation, I believe that uncovering and connecting most of these threads is warranted and intended by the author—a restrained respect for authorship. Starting with the relations among characters, the three principal figures are the Consul, Yvonne, his returning former wife, and Hugh, his younger paternal half-brother. There is also the comparatively peripheral Laruelle, the Consul’s childhood friend, whom he met again in Mexico a few years earlier. These four form part of the novel’s complex, tangled repetitions. First, the Consul and Hugh are bound by blood. After their father’s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the Consul assumed paternal responsibilities; when his alcoholism leaves him unable to care for himself, Hugh in turn supports and tends him. Several hints make it clear that the young Consul, like Hugh and the young Laruelle, had a strong moral sense and joined, or wished to join, a war he regarded as just, only to suffer defeat soon afterward. Hugh is in a period of uncertainty when the main events occur. In this sense, the two are connected by blood and become each other’s mirrors. The Consul and Laruelle were childhood playmates. Some important repetitions have already been noted, so I will add just one detail: as they walk toward town together, the Consul notices that Laruelle has in a sense succeeded him—in clothes, interests, and bearing—and now seems English rather than French. Could we say that Yvonne falls into Laruelle’s arms precisely out of longing for the Consul? With the Consul and Yvonne, the repetitive structure is even more obvious. Is Yvonne’s return not itself a repetition? Then there are the letters that never receive an answer, their missing one another yet again, their compulsive mutual harm, and ultimately their identical fate. Yvonne and Hugh were both child performers, both eventually abandoned by the careers they loved, and both came to Mexico because of the Consul. Yvonne and Laruelle both came from the film industry and had even met a few times… Such enumeration could continue endlessly—I too have fallen into repetition!—so I will content myself with pointing out a few less obvious but exquisitely crafted uses of circular structure. First are the many animal images. Besides dogs’ repeated and fairly obvious symbolism of death—even the Consul’s corpse is thrown down the ravine together with a dog’s!—the goat that charges out during Yvonne and Hugh’s excursion seems to echo the bullfight that afternoon, with Hugh central to both. Not to mention the horses: from peaceful, docile colts, we gradually move to the ominous horse number seven beside the dead Indian in the latter half. This horse will eventually cause the deaths of both the Consul and Yvonne. The handgun that shoots the Consul is a Colt 17, and ‘colt’ means a young horse. Another repeti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s structure is completed in the final chapter. At its end, we are surprised to discover that its events should chronologically precede those of the penultimate chapter, just as the first chapter is actually last on the timeline. A marvelous nesting is accomplished here.
II. Dissemination
The analysis of repetition naturally introduces another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text: a style of ‘dissemination.’ Dissemination is a crucial motif here, if we may call it that. If we unpack dissemination as misdelivery and unexpected differentiation, it permeates every aspect of the text, just like repetition. Let us begin with a small connection between images: letters and postmen. Letter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novel. Misdelivery is already evident at the outset, when Laruelle—the last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should receive it—gets the Consul’s unsent love letter to Yvonne. Nor is this all. Later we see that the first letter Yvonne sent arrives last, because she wrote the address incorrectly. It is delivered by a former peon turned postman, and the Consul nearly misses this letter too; he would have, had the postman not finally found it. Of this letter, the Consul himself says: ‘If only it had come earlier! But it is too late now! Yet even if it had come earlier, what would have changed? Is it any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 letters Yvonne wrote to me?’ Letters always reach the wrong person at the wrong time. Nor are the Consul and Yvonne the only ones waiting for letters. Hugh, caught in an interval of his life, also awaits two possible letters: permission to resign from the publication where he worked, and an invitation to comradeship from an old friend now leading a revolutionary army. These letters remain forever on their way, supplemented only by imagination. When we turn to those delivering the letters, the postmen, misdelivery happens again. In the Mexican town that forms the background, postmen carry multiple roles. They are recently liberated Indian peons, still bearing colonial scars; they are also disseminators of revolution, relaying news for the rebels. The Indian murdered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tory may have been one of them. The postmen here seem to disseminate letters and destinies alike.
The motif of dissemination appears still more clearly in the image of the garden. A hidde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text, the garden extends from the Consul’s conversation with a neighbor watering flowers midway through the novel to its ending. I will not analyze it in detail here, but merely point out this thread. Something similar appears in the text’s intensely stylized, Babel-like polyphony. Its languages include at least English, Spanish, French, German, and Latin, often spoken in mixtures; its literary forms interweave confessions, letters, poems, advertisements, and other intricate structures. This polyphony also appears in the arrangement of objects throughout the book: the miscellaneous books on the Consul’s shelves, from Scotus to the Kabbalah; the various idols in Laruelle’s room; or the meticulous classification of the unquestionable counter-protagonist, alcohol.
Under the Volcano thus succeeds in creating an enriched randomness. Errors can occur at any moment: the displacement and misidentification of Hugh and the Consul in the final chapter; reality forever liable to collapse into hallucination and nightmare; memories and expectations always ready to invade. Combined with repetition, this gives the reader a precious experience.
III. Temporality and Pre-established Harmony
Under the Volcano is first of all a text about temporality: this will be my point of departure. Although the author successfully simulates a domain resembling delirium, intoxication, and hallucination, I understand this abnormal experience of drunkenness as secondary, something that must be synthesized with the temporal narration. The preceding analysis makes it quite clear that the book did not arise casually or chaotically. On the contrary, it is overdetermined by the most intricate and elaborate structures. I will therefore try to defend my judgment: the book’s greatest contribution lies not merely in reconstructing the experience of drunkenness, but in deepening our existing experience of temporal objects.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at is temporality? Its meaning will be clarified by distinguishing it from a related concept with which it stands in a relation of difference: historicity. As Bakhtin says, historicity first enters literature with Goethe. Even if not entirely a modern product, it has a profound affinity with modernity. Time, however, was already present when the most primitive literary forms arose. What does history mean in relation to time? History means transmission: the transmission of stories. Stories from long ago are hand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nheritors through speech or writing. Several constituent elements deserve to be identified. First, this presupposes the succession of generations, and thus death, forgetting, or destruction. Second, correspondingly, it presupposes the wearing and alteration of stories and the associated freedom of creation. Negativity and freedom are history’s most fundamental elements, as the philosophies of Schelling and Hegel have argued with the greatest depth and richness. At the most superficial level, history must therefore be understood as the diachronic accumulation of essentially contingent events. When this understanding settles into literature, it constitutes what Bakhtin sees in Goethe: the synchronic apprehension of diachronic events.
When Augustine asks, ‘If the past no longer exists and the future does not yet exist, how can the present be said to exist? How does time exist?’ we see the same question addressed to historicity. Or does Augustine’s question of time actually miss time itself? If we ground historicity in negativity, we inevitably arrive at Kojève’s doubt concerning the end of history. Could there not be an instant in which history’s existence and transmission are interrupted? Are we not threatened by this at every moment? Death, forgetting, and extinction negatively constitute history as its outside. History resembles a thin film of water, always threatened with evaporation in the heat. History constantly calls for and demands a savior, demands a miracle…
Yet salvation is precisely what time needs least. It does not ask to be saved; rather, it saves. Here we cannot understand time merely as a pure form or as an infinitely divisible linear flow. The former cannot answer historicity’s challenge: is the form of time eternal while history and freedom are impossible? The latter falls back into history’s predicament: where does the flow of time begin and end? Temporality must allow historicity’s possibility while differing from historicity’s absolute difference. This means returning time to things themselves.
Outside things, time does not ‘exist.’ In its most fundamental sense, time refers to rhythm. Rhythm is the appearing of things. Things are always in movement from one to many and from many to one, pulled by the tension betwee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Difference means the division of things; identity means their synthesis. In this sense, things give time. In crossing the sky, the sun brings the seasons and the fundamental experience of existence. The seasons are simultaneously the rhythms of the growth of grain, animals, and people. We may say that the sun gathers time in its movement. When night comes, the world falls into nothingness, as though about to perish. Yet before the world’s night destroys spirit and health, the sun appears again in its eternal rotation, saving the multitude on the verge of the abyss. Time is the originary mass produced by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synthesis of the rhythms in which things appear, attaining fundamental harmony in the rhythm of eternal return.
In tension with this harmony stands time’s manifoldness. Without a manifold of times, there could be no harmony. This multiplicity and differentiation ground the possibility of historicity and are immanent to time. It means that we have not only clock-time and atomic time, but also sky-time, sun-time, and stone-time. There is always another’s time, another time. In this sense, the flow of time and the recurrence of time each preserve their legitimacy: every recurrence succeeds another, while succession is nothing but another repetition and return.
Having reached this insight, we can return to the text with a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disorder, noise, and repetition in Under the Volcano. Its characters are constantly traveling through time. They enter slow, viscous expanses filled with dragging details; suddenly flash past like an instant; die separately beneath the volcano’s eternity; enter the ending again and again; or are caught directly among innumerable manifest and unmanifest times. Please note that I do not claim my interpretation can essentially replace the original. The experience of temporal objects this book gives is incomparably precise and rich.
Finally, we can answer the opening question: does this book represent a nihilistic spirit? Developing these two features, we can hardly regard the text as a termination. There is no definite beginning—the beginning has already been displaced—and no definite conclusion. The story will continue in this way, great circles enclosing smaller ones. Someone might object: but the Consul does die! And he dies at the end! Yet has the Consul not already died? With every loss of consciousness, from his first witnessing of death, from his first killing—do rehearsals of his death not permeate every repetition, mentioned or unmentioned? At the moment he dies, when he touches that ambiguous, indistinct mass of chaos, does he not again see Laruelle’s face and the painting called The Drunkards? Does he not instantly gain an insight, simultaneously beholding chaotic hell and angels with distinctly feathered wings? Yes, this is an ending, but one kind of ending. I believe the author places the Consul’s death in the final scene—even disrupting chronology to put the most important death at the end—with some intention of intensifying the conclusion. Yet this is not merely a desire for termination and the sublime. The Consul carries all his guilt and destroys himself while shouting ‘destroy the world’: is this result not precisely a lightness? Is it not precisely in the passage of his death that we encounter the noisiest reverberations and the most farcically humorous scenes—the believer promoting Mozart’s Bible, the Mexican who hates Americans, the Consul repeatedly missing chances of escape in almost absurdly comic ways, and those strange Mexican policemen? Then, briefly, someone throws him down the ravine; Hugh leaves Mexico, and Laruelle will leave too. Like the constellations Yvonne loves and sees before dying, all of this continually revolves, falls into disorder, yet does not perish… And the miracle? There is no ‘such’ miracle. Everyone calls Yvonne’s return a miracle, but it ultimately comes to nothing, gradually worn down by bottle after bottle and failure after failure. There is neither destruction nor miracle. Everything has already happened,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eternally again—even miracles and impossibilities! I will boldly claim that beneath its nihilistic surface, Under the Volcano is in fact a Dionysian masterpiece. This is not merely because it depicts the alcoholic’s psychology so minutely or simulates drunkenness so successfully, but because its core is antinihilistic. It even disguises itself as nihilism’s highest point, simply because it needs to generate tension between its own structure and content.
To conclude, I will briefly explain why I wrote this review. I am not writing merely to refute one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More importantly, reading this book gave me an exceedingly precious experience: the intuition of temporal objects, something I have long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book vividly exhibits the force produced when time, as a mass of originary syntheses, is stretched to its limit. I thank the author for so eloquently showing that ‘another time’ is always possible, and that time’s passage does not diminish its character as a cycle of difference and unity. After reading the ending, what I felt was precisely not nothingness, but joy: time belongs to joy.
非中文段落由 AI 翻译,中文原文保持不变。中英混合原稿可通过“原文”按钮查看。
In this note / 篇目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我们活在当下,为的是无限的许诺。”——Mos Def,<Black on Both Sides>
如果只看主要情节,《在火山下》很容易被当成一个经典虚无主义的故事:一个酗酒的男人是如何不断自我放逐、悲剧性地错过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给予给他的希望,并在逐渐的麻木与罪咎感中踏入最后毁灭性的结局。这样的倾向似乎是完全可辩护的:难道在原文中没有屡次地提及或暗示死亡,难道这最后一章不是如此沉重(沉重到甚至有些欢欣)以至于造成一种末世论般的印象,难道不是在最开始我们就已经被告知了领事最终的、永远的堕落?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是的,再一次!)重提德勒兹,或者任何人,的深刻洞见:“在性爱中,射精那一刻的释放所带来的快感远远不及性器摩擦的过程所带来的快感。”我们真的能够将这个文本把握为一串围绕着最终结局之空虚的指向符吗?
很遗憾的是,一些评论者显然是这样认为的。某条外网评论是如此说的(只有大概印象):“ 这完全就是一堆絮叨的废话、醉汉的呓语……最终归为虚无。”很明显,这位读者在文本中只得到了一种虚无的体验;这种体验有完全的正当性。但这里,我必须以我的直观去对抗这位读者的直观,以期更加丰富对文本的经验;甚至如果做得到的话,去丰富文本本身。我要宣称,《在火山下》远非一种萎靡的、虚无主义的凝结;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去挖掘出一种虚无主义解读必然面临的矛盾之处。
一、重复
《在火山下》在开端处最显著的特征是倒叙。从一开始,我们就从拉鲁埃尔和医生的对话中获悉了大部分主要情节;我们已经知道伊芙的归来、领事的酗酒与死亡,而这些情节都已经发生在一年前。而不仅仅如此,这里并不仅仅只是两个无关紧要的人在讨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甚至也不仅仅是描述当中某个角色对事件的梳理:事实上,第一章对主要情节仅仅进行了暗示,真正的重点在于拉鲁埃尔随后的行动。拉鲁埃尔在离开球场后,我们获悉今天也同样是他离开墨西哥的日子;他再次回顾了他生活了多年的城镇(而对于读者来说,这是这座城镇第一次被展露在眼前),来到了一家不断放映同样的新闻片的电影院(因为战争,胶卷的运输受阻),从老板那里得到了一本他忘记归还给领事的书,而从里面滑落了一张没有寄出的信(是领事写给伊芙的)。在这里,有两点值得去关注。首先就是一种重复性。富有判断力的读者可以很快从第一章的诸多线索中抓住一种循环结构:在章节设置上,本应是时间上最末者被放置到了最前,在诸多的交谈中预演着已然达成的结局;在纷繁杂乱的各类事件与物件中,也有诸多可以追索。比如,第一章恰好安排在主要事件发生的一年后,同样在亡灵节期间;比如,拉鲁埃尔与休产生了某种返照与共情,从一方面,休在去年的此刻离开了墨西哥,而拉鲁埃尔也同样预备着离开,另一方面,拉鲁埃尔明确地将休视作一个年轻版的自己,与年轻时的自己一样期望着改变世界(一个是用电影,一个是用媒体)并一样被挫败,甚至他们同样地分享着对伊芙的渴慕;比如,拉鲁埃尔对过去与领事交友时的回忆,领事的初恋是如何被拉鲁埃尔破坏,而领事与伊芙的爱情又是如何再次重复了这一结局,拉鲁埃尔与领事幼年时与成年后的两次决裂,或者在回忆中领事是如何想要成为一个如同他养父一样的诗人、继承同样的命运;比如,那不断放映同一卷新闻片的电影院;再比如,否定地来看,那一封如果寄出了可能就会打破这痛苦的循环、最终却没有寄出的信。这将引出下一个重要的特征,但此处就重复我还将进行一些补充。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本,重复循环的结构将更加轮廓鲜明。尽管此处不乏过度阐释之嫌,但我认为对绝大部分线索的发掘与联结都是有章可循且作者有意为之的(一种对作者的有节制的尊重)。如果从人物关系出发,文本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分别为领事、伊芙(领事归来的前妻)、休(领事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及一位相较起来显得边缘的角色拉鲁埃尔(领事的幼时玩伴,几年前在墨西哥重逢)。这四个人物将构成复杂纷乱的诸多重复中的一部分。首先,领事与休有血脉上的联系,在他们的父亲离奇失踪后,领事就负担起了父亲的职责,而在领事因酗酒而无法自理的时候,休则反过来对他进行赡养与照顾;从文中几处暗示不难看出,领事在年轻时与休(与年轻时的拉鲁埃尔)一样富有道德感,同样加入了或者意愿加入一场认为自己认可为正义的战争,而也很快遭受了挫败(休在文本主要情节发生的时候正处在彷徨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两者从血缘上被联系起来,并成为了彼此的镜像。领事与拉鲁埃尔是幼时玩伴,一些重要的重复上文已经指出,这里将仅仅满足于再给出一处细节:当领事与拉鲁埃尔并排走向城镇的时候,领事注意到拉鲁埃尔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自己,无论是衣饰还是兴趣还是姿态,而显得不像法国人,反而像英国人了;我们是否可以说伊芙投向拉鲁埃尔对怀抱恰恰是出于对领事的渴慕呢?如果转到领事与伊芙,重复结构将更加明显:伊芙的回归本身不就是一次重复?还有那永远没有回音的信、彼此又一次的错失、强迫性的互相伤害、以及最终得到的一样的结局。伊芙与休,同样是童星,同样最终被其钟爱的事业放弃了,并同样因为领事来到墨西哥;伊芙与拉鲁埃尔,同样出身于电影工业,甚至曾有过几面之缘……如果再进行如此列举将没完没了(我也陷入了一种重复当中了!),因此我将满足于再指出几处比较难察觉但非常精巧的循环结构运用。第一是书中众多的动物意象,除了较为明显的犬类作为死亡象征反复出现(甚至领事的尸体也是同狗的尸体一起扔下悬崖的!),在伊芙与休共游时冲出的山羊似乎与当天下午发生的斗牛事件有所照应(主角都是休);更不要说那些马,从安闲温驯的马驹逐步过渡到后半印第安死者身边不详的7号马,而这匹7号马将在未来导致领事与伊芙各自的死亡(那把射杀领事的手枪是柯尔特17—Colt 17—而colt恰恰也是马驹的意思)。另外一处则是在最后一章完成的对第一章结构的重复:在最后一章的末尾,我们惊奇地发现,最后一章的时间实际上应该在倒数第二章之前,正如第一章实际上是时间轴上的最后一章;在这里完成了一处非常精彩的嵌套。
二、播撒
对重复的分析将顺理成章地引入这个文本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播撒”的风格。播撒是这个文本十分重要的母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如果我们将播撒拆解为一种误配与意外的差异化,同重复性一样,这一文本将在方方面面被其渗透。此处我们先着眼于一处微小的意象联结:书信与邮差。书信在本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最开始,拉鲁埃尔(这世界上最不应该收到那封信的人)得到领事写给伊芙却没有寄出的情书的时候,这一误配就已经显示出来。而这并不是全部。之后我们看到,伊芙最开始寄出的信却是最后才到达的,因为伊芙填错了地址;这封信由一个前苦工现邮差配送,而领事差一点又错过这一封信,如果不是这个邮差终于把它翻找到的话。而这封信,用领事自己的话说:“如果能早点到该多好!可是已经太迟了!但是哪怕早到了又会有什么改变呢?难道它与伊芙写给自己的那么多信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吗?”信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到达错误的人手中。而领事或伊芙并不是唯一在等待信件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休,正处在人生的夹缝中,也在等待着两封可能的信件,一封来自自己之前工作媒体的辞职许可,一封来自老朋友、现任革命军领袖的同志邀请。而这两封信件一直在未到来的途中,仅仅被想象力所补充。而当目光转向信件的配送人,也就是邮差时,误配再一次发生;在作为背景的墨西哥城镇中,邮差们肩负着多重角色。一方面,邮差是近来才被解放的印第安苦工,身上仍然带有殖民时期的伤疤;另一方面,邮差还身兼革命的传播者的身份,为反抗军传递各路消息,而在故事后半遇害的那位印第安人或许便是他们的一员。邮差在这里仿佛就是信件与命运的播撒者。
播撒这个主题出现的更显明的就是花园的意象。花园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暗线,从中段领事与正在浇花的邻居攀谈开始一直持续到结尾。在这里我将不做具体的分析,而仅仅满足于指出这一条线索。与之类似的,还有文本极度风格化、巴别塔式的复调性。从使用的语言来说,就至少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与拉丁语,并且经常是混杂着被言说的;而从文体上又有自白、书信、诗歌、广告文案等等繁复的结构交缠。此外,这一种复调性也同样体现在书中多处的物件设置,比如领事书架上混杂的书籍(从司各托到卡巴拉),拉鲁埃尔房间里放置的各类偶像,或者那毫无疑问的反主角:酒精细致的分类。
简而言之,《在火山下》一书成功营造出了一种丰富化的随机性。错误时刻都可能发生,比如最后一章休与领事角色的错置与误认,比如随时可能崩溃成幻觉与梦魇的现实,比如时刻准备着入侵的回忆与期待等等。而这,与重复性相结合,将给读者带来宝贵的经验。
三、时间性与前定和谐
《在火山下》首先是关于时间性的文本,这将是我的出发点。尽管作者成功地模拟出了一种恍若呓语、醉酒与幻境的场域,这种反常的醉的经验我将其把握为第二性的、必须与时间性叙述相综合的。事实上,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本书绝非是随性且混沌地诞生的;正相反,文本中有着最精巧繁复的结构的超定。因此我将试着维护我的判断:本书最大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重构出了醉的经验,而是在于对原有的相对于时间对象的经验的深化。
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时间性?时间性的意义将在与一个与其以差异形式相关联的概念的辨析中获得阐明,也就是历史性。如同巴赫金所言,历史性第一次在文学中登场是来自于歌德;历史性就算不完全是现代的产物,也与其有着深远的亲缘性;而时间,早在最原始的文学形式诞生时就已经存在了。历史,相对于时间,意味着什么?历史意味着一种传递:故事的传递。久远的故事通过口述或者书写,被交付与下一代的继承人。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组成要素值得被提出:第一,这里预设了世代之交替,也就预设了死亡、遗忘或毁灭;第二,相关的,也就预设了故事的磨损、改变,与相应的创作的自由。否定性与自由是历史的最根本要素,这已经在谢林与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了最深刻丰富的论述。历史因此必然在最表层被理解为本质上的随机事件的历时累积;当这一理解沉积到文学领域,就构成了巴赫金在歌德处所看见的,对历时性事件的共时性摄取。
当奥古斯丁发问:如果过去已然不存在,而未来尚不存在,那现在又如何能说是存在;时间又如何存在呢?我们看到同样的问题也被抛向了历史性;或者,难道说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其实恰恰错过了时间?如果我们以否定性为历史性奠基,那最终无法避免地将走向科耶夫的历史终结之怀疑:难道不会有一瞬间,历史的存在与传递被中断吗?难道我们不是时时刻刻处在这样的威胁中?死亡、遗忘、灭绝,都作为历史之外部否定性地构成着历史。历史就如同一层薄薄的水面,时刻在热气的熏蒸中面临消散的危险。历史,时刻在呼唤着、要求着一个拯救者,要求着一个奇迹……
而拯救,这正是时间最不需要的;它不要求拯救,相反,它拯救着。在此处,我们不能将时间仅仅理解为纯粹形式,或是无限可分的线性时间之流;前者将无法回应历史性的诘问(难道时间之形式居然是永恒的而历史与自由竟是不可能的?)而后者将再次陷入历史遭遇的困境(时间之流从何而起又止于何处呢?)。时间性需要同时允许历史性的可能却又差异于历史性之绝对差异。而这意味着,要将时间交还于物本身。
在物之外,时间并不“存在”。时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指涉着韵律。韵律即物之显现。物总是处在由一向多又由多向一的运动中;这意味着物处于同一与差异的张力拉扯中。差异意味着物之切分,而同一意味着物之综合;在这个意义上,物给予了时间。太阳在其对天空的穿越中带来了季节与根本的生存经验,季节同时是稻谷、牲畜与人生长的韵律,可以说,太阳在运动中聚集着时间;当夜晚来临,世界陷入虚无,仿佛将要毁灭,而在世界的夜晚即将摧毁精神与健康前,太阳在永恒的轮转中再次出现,拯救了即将迈入深渊的众多。时间就是诸事物显现之韵律互相联系综合产生的原初团块,在永恒轮回的韵律中达到根本性的和谐。
与这种和谐处于张力的是时间的杂多。如果没有时间之杂多,和谐也无从谈起。这种杂多与差异化将是历史性之可能的奠基并内在于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有钟表的时间,原子时间,甚至还有天空时间、日之时间、石之时间;简而言之,总会有他者的、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之流与时间之轮回各自秉持着自身的正当性:每一个轮回都是次第接替的,而次第接替无非是又一次重复与回归。
达到这一洞见,当我们再次回归文本,《在火山下》一切的纷乱嘈杂与重复都得到了根本性的理解。书中的人物时刻都在进行着时间旅行,他们或是走入缓慢的、粘稠的、充斥着拖沓细节的漫长,或是突然掠过如同瞬间,或是在火山的永恒下各自死亡,或是不断一次又一次地进入结局,或是直接被夹在无数显明或未显明的时间中间。请注意,笔者无意宣称自己的解读已经可以本质性地替代原著;本书给予的对时间对象的经验是无与伦比得精确与丰富的。
最后我们将回答开头的疑问:本书究竟是否代表着某种虚无主义的精神?从这两种特质阐发,我们很难将这个文本视作一种终结:这里没有一个确定的开端(开端已然被错置)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尾声,而这一个故事将如此地大循环套着小循环地进行下去。或许一个人可以反对:但是领事毕竟是死了!而且他死在结尾!可是难道领事不是早已经死去?从他每一次失去意识、从他第一次目睹死亡、从他第一次杀人;难道他死亡的预演没有渗透在每一次提及未提及的重复中吗?而他死去的时刻,当他触及那一团暧昧模糊的混沌团块的时刻,他难道不是又一次看见了拉鲁埃尔的脸与那一幅名为《醉酒者》的画?他难道不是瞬间获得了某种洞见,同时注视到了混沌的地狱与羽毛分明的天使们?是的,这是一种终结,也是终结之一种;我相信作者将领事的死放置在最后一幕(哪怕这扰乱了时间顺序,也要让最重要的死亡出现在结尾)一定有某种加强结尾力度的用意,但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对终结与崇高的渴望;领事带着他肩负的一切罪咎感、怒吼着 “毁灭世界”而毁灭了自己,这结果难道不恰恰是一种轻盈?;难道不恰恰是在领事死亡的段落,我们反而遭遇了最嘈杂的混响,最滑稽的幽默场景?(那个宣传莫扎特圣经的教徒,那个恨死美国人的墨西哥人,以近乎滑稽无理的方式连续错过逃生机会的领事,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墨西哥警察);然后简短的,有人把他抛下了山谷,休离开了墨西哥,拉鲁埃尔也将离开。这一切都像伊芙所爱的、死前看到的星丛,不断地轮转,陷入混乱,却并不销殒……那奇迹呢?并没有“那一种”奇迹;伊芙的回归,人们都称其为奇迹,但最终却归于徒劳,而逐渐磨损在一瓶又一瓶的酒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没有毁灭也没有奇迹;一切都是早已发生过的,一切也都将永恒地再度发生,而这甚至包括了奇迹与不可能!我将大胆地宣称,在虚无主义的表皮下,《在火山下》实际上是属于酒神的名篇;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如此详尽地描绘了酒徒的心理状态或者如此成功地模拟出了醉的经验,更是因为其内核是反虚无主义的;它甚至把自己伪装成虚无主义的最高点,仅仅因为它需要促成自身结构与内容间的张力。
在结尾处我将简短阐述我写这篇书评的动机:我并不仅仅是为了反驳对此书的一种可能解读而进行写作。更重要的是,在阅读此书时,我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也是我一直所思索的,对时间对象的直观。本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时间作为诸原初综合的团块被拉扯到极限时所产生的力度;我感谢作者雄辩地展示了“另一种时间”总是可能的,而时间的流逝并无损于其作为差异与统一之循环的特质。在阅读完结局后,我所感受到的恰恰并非虚无,而是一种快乐:时间是属于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