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Ruiyan

Karl Marx · 卡尔·马克思
Capital, needs, and political economy · 资本、需求与政治经济学

Undated 未注日期

资本、需求与政治经济学——散记

Reflections ·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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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确实还是有点复杂的……感觉一个是把资本主义批判放到黑格尔里面的一个目的论式的、绝对者之辩证法式的哲学家,在这里面他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而揭露出这种矛盾似乎不是说可以去“解决”这些矛盾,而是说资本主义处在恶无限当中而无力去承认这些矛盾的真实,那这样共产主义就类似于真无限,尽管同样是无限的运动,其超出于恶无限的地方在于它承认矛盾的真实和自我决断的必然性而使得这样不可避免的矛盾变成了构成性的自我运动本身,在这里马克思是没有“argument”的;而另一个马克思则是在共产主义这种自我敞开的运动中“argue”了一种更“好”的更具有价值的生活、经济、社会、政治全方位的组织形式


读马主义法哲学愣是读出了施味儿可还行……大概意思是,私法代表着法律的本质,追求的是作为市场交换者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完全显示;公法则是政治系统去适应资本主义的混合物,同时要照顾统治阶级代表的普遍性(State teleology)还要照顾每个团体的利益平等分配,因此总是处在矛盾中。这个矛盾被压抑,通过认定平等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遍性,也就是公法就是私法;然而压抑物的回归显示为新的一组矛盾,就是主观法和客观法的矛盾。国家设立的公民对其具有义务的客观法逻辑上必然允诺各利益团体相应的权力作为主观法,客观法与主观法(义务与权力)的对应再次会遇到矛盾和冲突;这再次显示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也再次短路回到了私法和公法的矛盾。而E.P.的想法是,这一组矛盾在法律体系内无法解决。最后就是对法律的废黜。


共产主义的奠基概念: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而只会得到你需要的。完全的满足是不可能的,即便你有金钱、才华、能力。尽管许多成年人在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早已深知这一点。但诀窍在这里:他们知道,却假装不知道,仿佛只要挣够钱、工作足够长的时间,就足以改变自己的处境。但并非如此。你得不到完全满足,对资本主义而言是生死攸关的。

话虽如此,共产主义还有这样一个额外好处:你能够得到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有能力的人所需要的东西。当然,人必须追问,哪些是这样的具体需要?这应当以多种因素为依据,尤其包括表达这一需要的声音规模、这些表达的强度、当前的生产力,以及专家贤能者的意见等等。那么,那些独特的、个体的需要呢?当然,市场也无法解决,或者说,它必定不会解决。首先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个体需要并不是这个人想要的任何东西。

个体需要是一个人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肯定不能被误认为玩笑的需要(个人层面),并且能够与此人生命史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逻辑上一致的故事(超个人层面)。相应的要求是:生产必须足够有机,能够照顾不同规模的社会群体。


马主义的目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换句话说就是:所拥有的都是不可交换的,可以交换的早已毋需拥有


对法律一种流行的解释: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然而这种解释忽视了几件事。第一,法律作为有规定的领域内社会现象的总体,必然不会是单纯被使用的工具,而会作为秩序、定义、符号、结构等产生其作用;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恰恰需要其不完全跟随统治阶级意志改变的特性才可以被作为工具使用;因此法律并不是完全贴合地随统治阶级的意志改变,否则法律系统将失去其效力而被瘫痪。第二,这种对法律系统的认知带有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仿佛法律只是作为意识形态存在,一旦抛弃了这种意识形态就可以直面阶级斗争的现实;然而问题恰恰是,意识形态才是现实,法律恰恰是作为现实的系统运作的;商品拜物教的控制不在于我被灌输了相应的观念,而在于即使我认识到了其意识形态构成而改变了观念,我也必须表现得仿佛我不知道,否则我将无法生存;即使我意识到法律的不公正和虚假,我也只能根据法律行事;并不会出现,“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要法律了,回到最直接的阶级斗争去,无论那是什么”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如果法律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也是在根本上被全社会接受的、现实的工具。第三,这种看法实际上恰恰回到了资本主义法律的前设;即各个团体一致协同地拥有自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国家利益”还是“阶级利益”,并且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夺资源的所有权,并在此意涵上都是homo economicus;而法律则是相应的可被利用的资源和资本之一。

这种有点像对解构最搞笑的理解:“既然法律只是文本,那任何人都可以对文本进行修改和解读,那法律不就是一张废纸?”或者是问巴特勒:“难道我可以随时随地想变成什么性别都可以吗?”


我现在觉得,纠结效用价值论还是劳动价值论其实更多时候是局限在表象上了……

如果对主体前设进行挖掘,效用价值论的前设是功利主义(消费)主体(进行抽象的纯粹享受的主体,生产和创造只是附带的、现实——因此是具体的——的劳累),劳动价值论的前摄是生产主体(有具体需求,却进行抽象无差别的生产和劳动的主体),两种主体都是有内在矛盾的主体:具体vs抽象。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感觉更多的是为了从那里进行辩证法的演进,展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如何可以发现矛盾。假如让他从效用价值论出发也一样可以进行辩证法思辨……就像现在的消费主义批判一样。

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一方把生产抽象化了,另一方把需求抽象化了……问题因此不在于到底两者当中选哪个,而是两者都不:从一开始,对价值的抽象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了(尽管是必要的)

所以Agnes Heller还是很有洞察力的,她的需求理论基本上就是把资本论从消费侧复写了一遍

被抽象化的需求(effective demand)其实就是private interest,与system of needs矛盾;被抽象化的生产(abstract labor)其实就是死劳动(dead labor),与活劳动矛盾……

经星原佬提示,说明一下这里各范畴的使用的特殊性:抽象劳动与死劳动、需求和interest分别属于不一样的范畴;它们仅仅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强烈的重合倾向。所以抽象劳动可以是活劳动,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很强的向死劳动转化的倾向;市场上的需求可以与人的需要重合,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很强的向私人利益转变的倾向。

问题在于怎么把“剥削”这个概念放到效用论框架里面。一种很简单,就是工人生产中产生的(效用)价值大于得到的(效用)价值。

另一种是我还没想清楚的,消费领域的剥削……难道剥削只能发生在生产领域?如果在消费领域发生了剥削,那就是说支付出去的效用大于得到的效用……

所以到底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都不会影响……哪怕再复杂一点的理论也不会改变马克思的洞见,也可以马克思化,只要还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对立……

材料的效用之所以能被消化到产品的效用当中,是因为有了相同的材料就可以生产相同的产品;那剥削就发生在材料的总效用=产品的效用小于被支付的效用的时候;这不仅仅是欺骗消费者,而是一个欲望-需求的矛盾,需要的效用是稳定的,但资本主义要求无限的欲望(资本家是清醒的守财奴,他限制效用的获得进行积累以产生更多的效用)因此要求获得无限的效用……那危机的诞生也可以预见了……

但资本主义同时又要求对欲望进行限制(你只能获得这些,不能再要求更多了),对欲望的限制恰恰划界出了欲望的不满足,以及增值的可能。就像在生产侧一方面要减少劳动时间一方面又要增加劳动密度一样……


利益与需要的问题:利益蕴含了“他者或我”“赢家或输家”的基本立场;于是,斗争不再是陈述、创造并争取(跨)个体的真实需要,而退化成一场为抽象物进行的殊死搏斗。比如,我们最终不再争取跨性别者的权利,而是为跨性别群体对抗其它群体;不再争取不受歧视,而是为女性对抗其它可能的性取向与性别。当我们需要对抗压迫结构,以满足那些否则无法被满足的需要时,我们最终却在对抗一些被假定为拥有不同利益的想象群体。而且,这些退化的斗争形式往往以资本主义方式被组织起来:既然最能代表群体利益的是这一群体的人均收入,斗争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资斗争。这解释了为什么政治正确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盛行,即便两者看似相互矛盾:群体利益本身就是资本,就是拜物本身。

以一个跨性别者为例。为方便起见,这里假定用“他”来称呼。他需要一个跨性别厕所,或者一个性别流动的厕所。他作为个体有这一需要,而且不只是他,跨性别者作为一个群体也有这一需要。于是,他们将陈述自己的需要,社会整体则应当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应当如何重构这个社会,让这一需要能够被纳入其中?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需要把它解决。

然而,当人们开始不把这一需要看作需要,而是看作身份标记或某种群体利益的组成部分时,事情就可能误入歧途。比如,其它群体可能否认这一需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需要与这一新出现的需要冲突,而是认为,提出跨性别厕所的需要,以某种方式属于打碎那个美好的旧二元共同体的阴谋。或者,事实可能是,这个跨性别者并没有对跨性别厕所的真实需要,而是在利用政治正确,为自己的利益欺骗那些不回应这一请求的人。这就是因循主义介入的地方。

政治正确令人疲倦之处在于,有时你根本不知道,这是否真的关乎歧视,还是仅仅成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私利的借口:为了占另一个群体的便宜,而非提出真实需要,并坚定地去满足它们。

因此,谈论私利或群体利益时,我们更接近一种霍布斯式人吃人的世界观,其中一个群体试图从所有其它群体那里获得最大的份额。而马克思式的观点毋宁是所有个体共同经营的公共事务。回到跨性别厕所的问题,这并非跨性别者对抗一群保守派,尽管它可能呈现为这样,或者在政治上确实如此。它更像是,一组新的需要被纳入已经建立的需要系统,并通过重构来改变这一系统。

不必说,利益可以没有实际需要,它关心的只有“更多”:我不得到,敌人就会得到,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我得到更好。多得到一点总不会有什么大害处。它很容易衰变为因循主义,因为没有实际需要,就没有支持这一事业的真实动机;只要出现一个出价更高者,背叛随时都可能发生。因此,为了“阶级利益”,工会领袖可以与任何人合作,包括希特勒;而且,阶级利益也常常很快退化为这些工会领袖自身的私利。


在未来联合生产者的社会里,可支配劳动首先会被计算出来,并用于满足那些必要的需要。扣除之后,余下的便是剩余劳动,它将被储存为物质生产力,并用于共同体的发展。但这一劳动领域仍然受限于劳动时间。然而,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闲暇与自由。因此,除了那些必要需要之外,人们还将努力实现自己的个体需要:那么,这些个体需要应该由社会来生产吗?所谓必要需要与个体需要之间,又有那么大的距离吗?我们可以说,这里存在三个结构的超定:生产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与需要结构。生产与社会应当被这样构建,使之能够对应一切必要需要,并为个体需要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材料与基础。但必要需要本身既然是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它们也就并非与各个个体无关。因此,在个体层面,劳动者应当能够尽可能少地工作,以最大自由转换职业,并拥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来实现自己的个体需要。在人类物种的这一阶段,人们将不再被强迫劳动,而会需要将自身存在对象化。

举例来说:在一个彻底民主化的社会里,多数人表达了他们对于衣物最必要的需要。于是,一般的衣物将被生产出来。然后,某个消费者圈子,比如洛丽塔服饰爱好者,表达了他们对洛丽塔服饰的自身需要。这些仅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内才是必要的需要,就不会被普遍生产,而只会由圈内的人、由那些了解并欣赏这一文化的生产者生产,尽管必要的材料是在社会层面提供的。于是,多数人的必要需要得到大规模而普遍的生产,但个体需要只会由那些在质上属于这一共同体的人,在社会基础之上加以生产与满足。这就是联合生产者的意义。但在这一小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一个饱和模型,其中社会作为总体只生产最基本的部分。但谁来决定哪个是最基本的部分?而最基本的部分难道不已经是一个经过文化塑造、被构造出来的历史实体吗?第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我们思考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划分,以及涉及这一划分的计划时,第二个问题就变得重要了。如果这些所谓必要对象并非仅仅以简单方式生产(比如反复按下按钮),而必须被重新吸收到个体需要的结构中,因此是复杂的,那么我们如何计算“必要劳动”?必要劳动预设了简单纯粹的劳动与专业分工;除了坚持劳动的复杂性与个体性之外,我们还能如何消除这一矛盾?每一种劳动都既有供计算与计划使用的简单一面,也有自我实现的自由一面。

只有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少,我们才可能接近这样一点:必要的、强制的、简单的劳动(可以被计算与计划),与那些多样的、个体的、自由的劳动(只关乎自我实现与对象化)相重合,在这里,一段劳动与一次休息同样令人振奋。每个人都能生产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必担忧短缺,同时也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需要与满足。


资本主义使大规模的计划与计算成为必要,却将其压服于市场的偶然性;使劳动的自由时间与自由发展成为必要,却将其压服于过度劳动与劳动分工;使劳动的社会化与合作成为必要,却将其压服于私利;使公共事务的组织成为必要,却将其压服于垄断;使财富的保障与获取成为必要,却将其压服于由欺诈、竞争、被抹除的威胁与拜物教所导致的普遍贫困。这些二律背反却又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而且本身也是它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为自身的彻底解构奠定了基础:人们终将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无力,并开始表达自身超越它的激进需要;而这一时刻只有在偶然与必然、自由与因果、目的论与循环性的对应中,才会切实到来,成为时间与历史的那个裂隙;这个裂隙在一切时间与历史之中,在一切层面上,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在场。也就是说,作为一场革命。

对每个人而言,每一天都是一场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不过是对许多人来说成为必然的一场大规模革命。

如此,马克思既可以被认作启蒙的一员,也可以被认作一个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阿格妮丝·赫勒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解读,将生命性需要提升为其它需要围绕其旋转的轴心。第一个轴心是对需要的需要,这只是说,对“多样而丰富的需要”的需要,是健康的人的一个根本标准。不能有任何一个需要凌驾于其它需要之上并对它们发号施令。这有几个意涵:动物性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其它需要才能存在和发展;个人的或私人的需要必须被重塑为个体的与跨个体的需要;那些会在根本上、病理性地阻碍普遍者成长与正常化进程的异常需要(比如依附于母亲的性需要),必须受到压抑或被放弃(为了普遍的需要对象类别而放弃某个特殊的需要对象,恰恰属于人的能力)。简言之,这一标准关注个体的教养与发展。就不同类别的需要而言,有些必须先得到满足,其它需要才能发展;有些则必须被放弃,以获得更健康的社会化与正常化。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构想是启蒙式的。问题恰恰在于:“谁来决定哪些需要是健康的,哪些不是?”最可能的答案或许是彻底的民主化。

资本主义推动了未来共产主义所要求的同质化、量化与普遍化。然而,它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它未能将数量重新赋予质的规定,因而使无利可图的需要萎缩,并恰恰通过量化来摧毁不可量化的需要。它未能发展劳动者创造与再创造世界的能力,反而将他们降为动物。当唯一的意义与需要变成金钱时,它未能提供丰富的保障与意义。它未能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也就是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视作目的,而是将其视作手段;与此同时,通向这一目的的手段,即生存的必然性,却成了目的。

因此,另一个本质性的需要是劳动的需要。这是第一个需要在逻辑上的后续。由于需要是历史性的、物质性的、理念性的、客观的,也是能动的,新需要的创造就预设了劳动的需要。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失败,是因为它必须维持劳动分工,从而或多或少地将某种潜能排除在某个社会阶层之外。

在这里,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新的生命性需要。那就是对他者的需要,对作为他者的自然与社会的需要。劳动生产的,在本质上是一个置于世界之中的对象,因此既为了自己,也为了他者。而新需要的创造,实际上就是对持存对象的需要。资本主义将每一个对象同质化到一个自我满足与贪欲的结构之中(这既适用于可以用自己的钱购买一切的资本家,也适用于除了自身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它因而无法维持他者的位置。这就是利益介入并取代需要的地方。

这三个生命性需要最终导向激进需要:超越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为其自身消亡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基本上以三种方式扭曲正当的人的需要:首先,它在质上将人的需要部署为两个对立类别,自然的需要与非自然的需要。它将自然者完全等同于那些能够被归入既有剩余价值再生产结构的东西:一个搭便车的旅行者如果没有付费,就会被打上非自然、危险的烙印。在这一分类中,生产过程本身也受到压抑。那些小生产者只能被垄断者挤走,并进入劳动力队伍;一个试图挑战这一系统的生产者,则被认为是非自然的,并且对自己的工作、家庭或自身不负责任。

其次,它在社会中对奢侈与必要的二分施加了一种蒙昧主义。现在,每一个大型生产者或商家都声称自己的产品是某个特定群体的“必需品”,而事实上,这些不过是使人们系统性地陷入贫困的小玩意或小饰物。公司创造出虚假的必要需要——尽管它们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可能“确实”是必要的——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凝结其中的剩余价值。与此同时,奢侈品则由某个社会阶层享用,该阶层将这一部分作为其私有财产来接收。

第三,资本主义忽略了大多数人的需要,转而鼓吹“有效需求”。需求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特别被确立为资产阶级生产的尺度:只有当市场上有需求时,人的需要才会被承认。然而,那些无法有效进入市场的人,即没有足够购买力的人,就因此被消音,或者作为“噪音”遭到忽略。当这些产品对人的发展至关重要时,这些弊害最具破坏性:教育、医疗、食物等等。讽刺的是,被排除在这些领域之外的人,绝大多数恰恰是其中的从业者。这指向另一个问题:需要与生产的分离。当我们谈论人的需要时,我们并不仅指人们所接收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生产与劳动本身就是人的需要。因此,不仅人们希望被生产的东西被排除出市场,人们希望亲自生产的东西也再次被塞进了柜子。

要点恰恰是澄清这些被极度滥用的范畴的意义。自然需要作为一个界限概念是有用的:它表示人类整体若越过就将停止运作的界限。这些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大规模不育的再生产、睡眠剥夺、饥荒与营养不良。这些同样并非没有社会与道德意涵,无论好坏。必要需要是一个个体当前为了能够显得“正常”并经过社会化而被要求具有的需要,即便事实上他或她并非如此,或者并不想如此。相反,奢侈需要并不涉及大规模的正常化与社会化进程,而主要局限于一个享有最多社会剩余财富的小阶层。再说一次,这些是在平均意义上的抽象,可能蕴含道德价值评定,并且可以得到更加丰富的阐述。对这一讨论而言,重要的只有一点:必要与奢侈之间的区分,几乎总是历史性的、社会性的与语境性的。随着社会财富的发展,有些物品跌出奢侈品之列,而另一些则因资源枯竭而升入其中。

那么,马克思对于未来、对于一个由“联合生产者”构成的社会,有怎样的构想?通过废除市场与金钱,不再有资本扮演神圣中介。丰富的社会财富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分配。于是,我们必须追问,财富据以分配的那些需要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们必须保障自然需要得到满足。不幸的是,这可能是、也一直是此前此后一切社会革命最顽固的障碍。奢侈需要自然消失,因为不再有奢侈品,也不再有一个把它作为奢侈品来享用的阶层。必要需要是在历史、社会与语境中被生产的,也恰恰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满足。社会生产的剩余将用于公共发展——为了处于跨个体关系中的个体。随着市场被抛弃,供给与需求也将被抛弃:不再有价格来支配或排除人群。供给与需求成为一体:所需要的得到生产,所生产的就是所需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总体化或差异的抹除:恰恰相反,只有当这一市场霸权的母体遭到拒斥,我们才能终于放开对象:所生产的就是所生产的,它拥有自己的价值;所需要的就是所需要的,它不能被消音。


關於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可能理解:

交換價值依賴於使用價值,因此價值的量也完全被對使用價值的作用而決定著。

由此我們得以區分何種勞動不參與價值的創造。作為中介的商品銷售僅僅關乎於價值形式的轉換(由商品形式轉換為貨幣形式),而並不改變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因此銷售並不創造價值。但是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特殊情況:一個原本對消費者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通過推銷員的技藝化的勞動,而“顯得”有了使用價值。在這種情況下,銷售員的勞動是否參與了使用價值“湧出”的過程?這個似乎仍然不足以作為支撐:因為,首先這仍然是一種特殊情況,事實上在推銷員之前市場調研部就已經研究好什麼商品是可以被接受而得以擁有使用價值的了,推銷員僅僅是將使用價值帶到需求者手中的信使罷了。但是這並不代表剝削無法存在;假如銷售員在被支付了相當於八個小時勞動的價值的工資卻充當中介地工作了十個小時,那儘管ta的勞動不創造價值,但ta的勞動依然被剝削了兩個小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剝削與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並無關係;只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普遍的剝削形式以剝削剩餘價值的方式存在。

與之相關,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對機器的擦拭保養是否創造價值呢?馬克思認為這種勞動不創造價值:顯然的,擦拭機器的勞動並沒有外化到商品身上,因此並非生產性的。擦拭機器並沒有生產出具有使用價值的商品。可相對的,對機器的修理卻產生了價值並被包含在了固定資本的價值中。這是因為在這裡,機器的使用價值被再生產出來了,因此價值得到了進入的通道。但是接下來我們碰到了一個難題,假如對已經被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保存和貯藏是參與了價值的創造的,那麼為什麼對機器的擦拭保養卻不參與呢?這裡需要一個仔細的比照。首先,貯藏是對使用價值的保存,它確切地減緩了商品的腐化而使得使用價值長久存在;因此它是直接地面對使用價值的勞動。對機器的擦拭卻並不1.確切地延長機器的壽命:事實上,在購買機器前機器的平均使用壽命已經被知曉了,擦拭僅僅是一個無法準確被計算效果的添頭,就如同機器越用越靈一樣;但對商品的貯藏卻是可以被測算的(放冰庫外比放冰庫內多久更容易腐壞),因此是可靠的,也就是其對使用價值的效果得到了確證;2.是一個對象化的勞動:對機器的擦拭完全可能是一個為了工人自己的工作環境、道德要求、情緒體會而自發的勞動,這裡的勞動不必然將機器視為自己被分離後投注進入的對象,如專門的保潔公司對機器的處理或者專門的倉庫對商品一樣。但是同樣,這裡的勞動沒有被償付,卻確實延長了(儘管並不可靠)機器的使用時間;因此這也是屬於不與價值創造掛鉤的剝削。與之相對的工程師對機器的修理過程中包含的剝削則屬於另一個範疇:在這裡,剝削以被外化入機器中的勞動減去工資存在。假設這位工程師一年投入了四百個小時修理機器卻只得到了三百個小時的工資,那他就被剝削了一百個小時。但這裡我們需要澄清一點:一台機器哪怕接受了工程師投入的勞動的價值,它的價值,作為生產資本,也不可能永遠維持在或者超出原價值;這是因為,首先,工程師投入的勞動的價值本身已經被包含在機器原價值的總的計算中了;其次,對一件機器的修理無法抵抗生產過程和時間造成的損耗,使用價值因此永遠在流失;最後,修理工要面對的不僅僅是使用價值的流失,還有機器的折舊。所以,儘管修理工可以增加機器的價值,但這僅僅局限在生產領域;除了少數特殊情況,並不會有,通過修理,我可以把這個機器以比先前更高的價值賣出的事。

總結。首先,對使用價值作用的奠基來自於可靠性,這個想法來自海德格爾。可靠性可以被拆分成一下兩個部分:確定性和可計算性。另外,對使用價值的作用需要被對象化才得以與價值建立聯繫。最後,不是所有的剝削都必然地要求剩餘價值的形式。

應該說,不要求剩餘價值的形式,不如說,不要求商品的形式。

以及一個追問:服務業是否是生產性的?這裡的服務是否作為一種商品而存在?我個人是讚同的。服務業的剝削與生產線上的剝削實際上是同構的。

關於修理工的問題還是需要澄清:此處的勞動雖然是生產性的,可是產品並不進入一個交換的場所(市場),因此僅僅是被局限在生產領域的;這裡的剝削也因此不是以剩餘價值形式存在的,而毋寧說是和銷售員同構的、成本化的剝削。